第8章 “和平演变”和“反帝反修”

沈阳 著

 

上海西郊公园（1966）

 

1

 

父亲的信件很多，每封信上都要贴着漂亮的邮票。父亲会将这些邮票浸在温水中泡除粘贴的那些浆糊，然后收集起来。后来，我也学会了，并且知道：这就是集邮。不久，我就爱上了集邮，还学会了自己动手做集邮册。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集邮。上中学时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思南路邮局和淮海中路上一些集邮小店，于是我就会时常去光顾。

我从邮票上，看到了世界各国的国旗、国鸟、国花，也看到了各种神奇的动物、植物，还有汽车、火车、飞机和大炮坦克。当然还有中国古代科学家、古代的技术发明。那些漂亮的邮票让我认识了自然，也认识了世界。

记得，当时的邮票，苏联邮票居多，还有朝鲜、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越南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

苏联邮票最吸引我，我从苏联邮票中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初步接触了苏联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我只知道苏联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苏联是中国人的老大哥和学习的榜样。

但不久，我们学校的俄语课就几乎中止了，外语课成了自修课。班主任陈继祖是教俄语的，他不再教俄语了，唯一的工作就是代课，哪位老师因病因事缺课时，他就代理一下，因此，同学们实在记不得他到底是教什么课的。对班主任印象较深的就是他的时尚打扮。他的头发亮亮的，涂抹了很多油，穿着尖头皮鞋，裤脚是喇叭型的。

 

2

 

在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

但是此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

毛泽东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

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

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3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

早在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中学时代印象最深的政治教育就是防止“和平演变”，不做修正主义的苗子。

“反帝反修”也是我们那代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4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

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

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8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加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向各个方面部署和宣讲。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劣，中国北疆边防处于紧张的状态。另一面，中美关系尚未曾解冻，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投入的兵力却越来越多。夹在冷战两极之间的险恶局势，不能不让毛泽东对国家安全、长期建设有了更为深远的考虑。

当时处于国土纵深地带的西南，也即“第三线”建设，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在我的中学时代，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开始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指的“三线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

班里的同学中有不少学生的父亲在这时去了三线工作。同学白菁的父亲去了贵州。她很伤感地对我说过那事。

关于三线建设问题，只是如今从一些解密资料上才弄明白的，我当年还是一个初中生，当然不会弄明白这些事的。

当弄明白了这些事，对毛泽东的战备眼光和勇气，自然就多了一份敬意。

不过，回想当年，我所能学到的就是一个字，敢于说“不”。从中苏友谊到兄弟反目，便是一个“不”字所引起。这个“不”字，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养成了我的反叛性格。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不怕鬼的精神，也让我变得更倔了。

 

5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

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

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

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  

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6

 

记得是在1964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那是1964年8月5日，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遭到北越海军攻击，即所谓的“北部湾事件”，便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了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威胁中国安全。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请求中国支援。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说：“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首次使用了“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

但在4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说：“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

不过，5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中首次提出了“援越抗美”口号。

我渐渐知道，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十月革命后，中越两国人民和革命者建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和团结。1925年5月，胡志明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1月，越共在香港正式成立，并随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领导了革命运动，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中，越南党和人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极少量越南革命者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年2月，越南共和国宣告成立。9月23日，法国殖民地主义者对越南南方发动侵略战争。1946年12月，进而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武装进攻。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了抗法斗争。中国解放战争中，越南北方的中越边境附近地区成立的粤桂纵队和滇桂纵队等边境武装力量活动，受到越南党中央和越南边境人民的热情支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胡志明主席曾热情赞扬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新中国一诞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在困难之际，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同我国党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国党和政府满足了越方的要求。在4月8日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

7

 

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国际漫画。我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又特别喜欢画漫画，于是我就会将那些“援越抗美”的国际漫画临摹到黑板报上。有时也会创作些钟馗痛打美国鬼子的漫画。

随后，学校立即组织全体师生参加了“援越抗美大游行”活动。我们排着队，出了校门后，就沿着思南路北行到复兴路，再折转到雁荡路、南昌路，返回学校。全体师生一路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援越抗美”口号。

那天，我们特别兴奋。我第一次参加了政治大游行，仿佛成了一名英雄。我为打倒洋鬼子而呐喊，我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勇敢者了。

回到学校，我就在美术老师沈祖琪的指导下，为学校出了几期“援越抗美”的黑板报。

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国际政治和国家大事了。

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不怕鬼”，几乎成了年轻学子的人生格言。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我们不怕鬼；在国际斗争的大舞台上，我们也不怕鬼。但是鬼现象却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上出现了。不知从何起，内鬼的出现成了中国政治社会上最大的困扰。

　

反帝反修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