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文革批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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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窗外的阳光，不知为什么，自己心中会泛起一阵忧伤。近来总有人在怀念文革，甚至认为那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年代，似乎人们在渐渐淡忘那段痛苦历史的真实记载。但也有人高呼，决不能让文革重演。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打倒“三家村”的口号声中度过的。不知为了什么，我不会忘记这段惨痛历史，也希望我们后一辈不能再犯重复的错误，不要让我们下一代再背负着这些沉重的历史包伏。
在上世纪废除中考高考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闲在家中临摹连环画，也时常去大街上看那些流行的漫画，最著名的那幅漫画就是《群丑图》，我会临摹这幅漫画，同时也尽力去了解这些画中人物的故事。但文革初期的漫画和大字报，火力还是集中在批判《海瑞罢官》和打倒“三家村”。
开始时，我只知道有个叫吴晗的历史学家，他写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他还“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后来，他写的《三家村札记》也遭到了批判。他被查明是“叛徒”“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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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好同学朱晓明常与我在一起闲聊和玩耍。他的父亲也与我很熟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当时他在社科院当领导。听晓明说，他家里有吴晗写的书，是他爸爸的。我说能否借给我看看？
晓明果然给我带来了几本吴晗写的书，印象较深的也就是《历史的镜子》和《灯下集》。后来才知道，他还出版过《史事与人物》《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书籍。另外还有《朱元璋传》《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及《读史札记》等。但这些书，我都没读过。
但从批判吴晗的大字报和传单上，也能了解些有关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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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是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7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11岁时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17岁毕业于浙江省立金华中学后，在本村湖山小学教书。
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1928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但他的数学成绩为0分。
1934年，吴晗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就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
也许吴晗也应该属于顺从的积极分子。从有关资料上，可知道他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参加过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曾组织报社严厉批判在大鸣大放活动中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储安平。
作为顺从的积极分子，他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代之为别人替他思考的东西，虽然因为历史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但他自己何尝没有责任？
由于吴晗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同样做出了有失历史学家身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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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回忆道：“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北京牌楼今日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吴晗呢？正因为他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他又与邓拓、廖沫沙一起，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还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最后又因为这主动逢迎主旋律的作品而被打倒。
吴晗写过一篇杂文，叫做《谈骨气》。他引用了战国时代孟子的一些话，还列举了文天祥、闻一多例子，高度赞扬了民族的英雄气概。他曾说：“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但回过头来看看这位顺从的积极分子，吴晗曾经自以为掌握真理，对他人进行批判，结果世事难料，报应不爽。他被打倒后，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被捕入狱，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则在狱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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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春桥曾提出“围城打援”，一方面揪住《海瑞罢官》和吴晗不放，同时向史学界、文艺界，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揭盖子”，举凡在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以及对史可法、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讲过同他们不同的意见的，均一个个被“彻底扫荡”。大批作者和作品横遭祸殃。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该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
张春桥知道后大骂：“象李培南、姚耐这样的老共产党员，都在背后向党放冷枪，这笔账，以后要算的”。从此这二人遭到残酷迫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因为在“清官”问题上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就抓住他不放。姚文元化名“劲松”、“伍丁”写文章诬陷李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逼得他含恨而死。
1959年8月上演的京剧《海瑞罢官》，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的建议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同两年后上演的《海瑞罢官》毫不相关，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说什么两剧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陶雄、许思言、蒋星煜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株连到周扬。周信芳遭到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讨论《海瑞罢官》时杜任之说：“观众对‘平冤狱、除霸’一场拍手称快，对海瑞被罢官感到可惜。这都说明这个剧的编写和演出是成功的”。“姚文元说‘平冤狱、退田’是鼓动1961年的‘包产到户’与‘翻案风’，真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吴晗同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怎么能定出1961年的某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和‘要求平反’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杜任之立即遭到批判、围攻，后来被关进监狱，坐牢6年半。
张习孔以“羽的”为笔名写文章反驳姚文元，揭穿他“有意识地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企图用政治问题的帽子，在精神上缎带对方以一种压力，从而达到自己先胜一筹的目的”。他因此而被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达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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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就给范瑾打电话。范瑾回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那时彭真不在北京。
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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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应该是属于效忠型的积极分子。
邓拓是福建福州人，是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邓拓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岁时就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邓拓在民国21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民国26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在报社四年多时间里，负责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第一部《毛选》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在主持了编选和出版《毛选》工作时，并写了《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邓拓平时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毛泽东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等。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泽东诗词，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
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毛泽东手书《琵琶行》，这是邓拓最喜爱的毛泽东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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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拓一生都对毛泽东显示出其的忠心，但他却没有会想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
1961年，《前线》刊物曾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及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的《燕山夜话》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巨浪。
邓拓更没想到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到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
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那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渐渐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也知道，自己面对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
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1966年起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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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
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
姚文元首先发难，是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所谓“破门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
姚文元抓住“破门而出”一语大做文章，并叫嚣说：“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口诛笔伐的狂潮。
《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
其一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其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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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沫沙乐观豁达至此，真乃幽默大师也。其幽默，决非让人一笑而止。我们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从未冷却的心。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他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
请看他的“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
请再欣赏他在交代时“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
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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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批判“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
尽管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但我仍然能独立思考，仍然有我自己的执着。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最初是批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我阅读过这本书。
刚上中学不久，我曾经看过《海瑞罢官》的连环画，还有一些有关海瑞的故事。印象中的海瑞是个大清官。我对海瑞的敬重恐怕超过了很多人。因为我至今保留了《海瑞罢官》一书，而且在退休后，我去海南时特意带了这本《海瑞罢官》，我瞻仰了海瑞纪念馆和海瑞墓地，我在海瑞墓前特意手举《海瑞罢官》一书留影。
如果人真有灵魂，那么我想告诉海瑞，我敬重他，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多刚直不阿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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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那段历史，我总会自问：为什么要对大清官海瑞进行批判？媒体有各种说法，坊间也有各种传说。但我更相信的是任捷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采访中，丁一岚的回忆和叙述：毛泽东为什么批邓拓？
丁一岚回忆说：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
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任捷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任捷说：“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任捷这次访谈的3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任捷采访丁一岚后写下了真实的文字记录，也回答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疑问：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任捷这样记叙了这段历史：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在文革中流传的小报和传单中，全文刊载过《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废弃“庸人政治”》等等文章，当然都是用作批判的。
但我却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文章，我阅读这些文字，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我将这些文章视同鲁迅的杂文，以后我学写杂文，也常将邓拓的文章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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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邓拓选择了自杀。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
邓拓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那时候，文革报纸总是习惯地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
我的中学时代早已渐渐远去，但批判“三家村”的事却依然记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勇敢正面地面对无情的真理；理性看待问题，对任何事都应有十分理性而科学的分析判断。思想、观念要进步，不能重复往返。任何事都要往前看。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人们才会有发展的机会。悲剧才不会再一次在我们的下一代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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