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高考和中考后的沉思（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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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时期，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城的时代。
如今年已七旬，反思人生，功思退，过思进，是我此生的最大体会。也许，人生的最大弱点就是“护短行为”。为了这护短，既会否定错误，也会否定事实，靟靟者，多而杂。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总有一个怪现象困扰着我们：儿子必须向父亲认错，父亲又有几个会向儿子认错的？下级必须向上级认错，又有几个上级会向下级认错的？就以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在所谓“大跃进时代”里，媒体撒了多少谎？在文革浩劫中，媒体的煽风点火有案可查。可是，有哪一个主流媒体会公开认错？在这些中国主流媒体的大事件记录中，过去的错误统统简笔略过，媒体的历史是年年光辉、天天正确。
在这种“护短行为”的怪圈思维中，一大批高层领导几乎也不例外。文革已经明文否定了，但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终极，没能得到客观的结论，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参与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伤害过战友、同事，直接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除了大讲他们曾经受到的迫害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们自身又迫害过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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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谁都无法否定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文革走过的每一步，并非是谁能预先设定的。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以说刘少奇是冲在最前面的，而且还提出了要清理教职员工队伍。
1966年6月27日下午四时，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刘少奇在这个会作了讲话，大批彭、罗、陆、杨，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刘少奇还在这个会说了一通奇谈怪论：“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
正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全国出现了学生批斗教师，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甚至划分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种不同的子孙辈来。
当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又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他在1966年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同样，邓小平也是个文革始作俑者和受害者。
在1966年6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在刘少奇讲话后，作了总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开始时，都提出了用“剥笋的办法”。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得到了平反，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得到了平反。当然，被彭真批斗直至自杀身亡的吴晗、邓拓也得到了平反。
但那些在文革中整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整的人，无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生前是否对自己的错误有过检讨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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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预先设置的如此之疯狂。文革中的批斗模式，其实就是取经于刘少奇和王光美推行的“桃园经验”方法，包括吊飞机、戴高帽、游街坊、施暴力。
1966年6月8日，北京的学校开始出现了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第二天，学校开始停课，学生的任务是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6月13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推迟半年。我和所有的六六届学生一样，从此失去了继续就读的机会，命运发生了骤变。
学校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全国废除了高考，同时也废除了中考。
我们这些才十多岁的孩子们被学校抛弃了，整天在家里无聊地打发时间。但很快，我们就被卷进了社会的风雨之中。
每天，我们这些似懂又非懂的孩子们都会走上街头，看大字报、听大辨论，还有就是去看红卫兵抄家和批斗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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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一女中和四中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要求彻底改革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即日起，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搞文革。校园里一片敲锣打鼓声。也就是在那一天，北京大学40多名老师被学生揪斗，称为“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学校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还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在文革初期，我远离政治和运动，只作壁上观。有空时仍然到阿福头家玩，谈天说地，却不谈文革那些事。
一天，我在阿福头家玩，他的邻居突然跑来说，淮海路出大事了！
阿福头家的弄堂口就是淮海中路，阿福头和我赶紧出了弄堂口。
令我们特别惊讶的是：在淮海中路上出现了焚烧国家主席刘少奇画像的情景。
那是一些从北京跑到上海的学生们在干的事！
我们赶到那里时，一些北京红卫兵正在散发传单。
原来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发出揪斗刘邓的通电。
上海开始议论纷纷了：刘少奇是大坏蛋，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想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这一代年轻学生开始迷惘了，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那时起我常会站在街头，听那些北京红卫兵演讲。
中国开始剧变，所有的民众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了，社会政治化达到了空前绝后，一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
街头大标语出现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海瑞不再是人们敬仰的清官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被赶出了历史舞台。
来自北京的传单出现在上海街头了。阿福头常会给我看一些传单，这些传单大都是北京红卫兵在淮海中路散发的。
后来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上就出现了一些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原来，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闹起来的，他提出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一看见这个口号，北京城的头们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他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头儿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就这样，“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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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部分干部见面，他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是中宣部最高领导结构，是党委性质的，文化革命要严格按照党的领导进行，要彻底发动群众。随后张平化在会上宣布成立中宣部文革办公室。
接着，毛泽东在7月8日致信给他的老婆江青，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意图。此信于当时并未递交中央政治局，只有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知道。
我们这些小百姓，特别是还在上初中的孩子们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初衷和意图”？
7月14日，陶铸到中宣部与全体干部正式见面，并作了讲话。他说：中宣部要天经地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不行就要打倒。经中央批准原中宣部改组，由我任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张平化、雍文涛、熊复、张际春、刘祖春任副部长，刘祖春兼秘书长。
陶铸同时宣布中宣部的结构要改变，设四个处，一个室。即：毛泽东思想宣传处、党员干部教育处、干部管理处、秘书处、调查研究室。
陶铸还宣布，当年9月下旬召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明年春节前后召开万人大会。
回忆起来，我能够记得的也就是那个“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上海在文化广场也召开了一个市区代表大会。
当然，我们是不知道中宣部机关办公大楼已贴出了对几位原中宣部副部长停职检查的通告。那时候的陶铸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摇身一变在中央排名第四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读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此听到陶铸这个名，谁也不陌生。
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陶铸，会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被打翻在地了。全国人民开始高呼：“打倒刘邓陶！”陶铸也成了文革始作俑者和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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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
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此时却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
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吴德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吴德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显得很不耐烦。李雪峰便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泽东开始指责：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泽东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大家执行。毛泽东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吴德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泽东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而又没撤出来的各个工作组，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去了外地。吴德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市委，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泽东听了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在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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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
消息传到了上海。从传单中就可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刘邓，并要求坚决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刘少奇以派工作组巩固政权的努力失败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到场接见代表。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这才真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这个上大会上作了发言。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说的这些话，谁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吴德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吴德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恩来指定吴德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吴德，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
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泽东还派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
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吴德等的反，揪斗他们。吴德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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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如今，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内部斗争很尖锐。
刘少奇曾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动荡的北京市委吴德也可以下去。”
毛泽东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
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吴德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那时北京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还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了。
市委被夺权后，吴德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吴德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吴德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我还记得文革中有一句名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 没有好下场。
文革中的那些事，事实上也验证了这句名言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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