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在文革中，“火种兵团”是一个逆行的学生组织，“兵团”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矛头对准了专制的“血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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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种兵团”成立时，我就说过要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做到了，在“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下，“火种兵团”已成为全校最大的学生组织。我们的组织控制了整个学校，一些教师组织也主动走近我们，希望与我们联手。
“火种兵团”成立之初，我就说过，要争取教师的支持，其实任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长胡子的教师在操纵。
在文革期间要教师服从学生，这并不难，因为教师最怕受到学生批斗。何况我在校时，就得到不少教师的关心，我一直有很好的师生关系。
当然也有几个不怕的教师会硬出头，他们自己成立了教师造反组织，批斗校领导，让学生组织充当第一线的炮灰。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家伙，大字报贴满了校园的风下雨操场。一张全班合影照上，可看到后排中央的班主任的头发梳得流光净亮，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的罪证，还有他平时穿着尖头皮鞋，这也是当时的罪名。更可悲的是他的名字叫“继祖”，他的父亲偏偏不是工人，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个开小杂货铺的小业主。他由此被批斗，被打倒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自量力的出人头第的表现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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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到底炮打谁？
在文革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炮打司令部的那些日子，难忘的原因是当初自己才是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根本就没搞清楚上面到底是要我们这些学生炮打谁？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说起这件事，仍会叹气说，事至今日也没弄清是为了谁去炮打？炮打对象又到底是谁？能明白的只有一点：盲目投入这场炮打运动的结果是自己成了炮灰。
“炮打司令部”曾是伟大统帅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题目，难道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党内会有两个司令部？伟大统帅说得很清楚，党内始终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不是党员的群众又怎么能知道党内的事？即使是党员，又怎能知道中央内斗的事？更何况还是孩子的那些红卫兵，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当年，我领导的非红卫兵组织“火种兵团”已控制了全校的局势，甚至连教师组织也和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曾教我数学的许云海老师，是个很严厉的人，有一次上数学课时，他教我们有关直线的知识：“两点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可偏有几个同学没闹明白。许老师一气之下发了火：“扔块骨头给狗吃，狗也懂得直线跑，难道还会兜圈子吗？！”就为了这一句话，大字报满天飞，说他是法西斯教育，骂学生不如狗。他倒大霉了！
我的数学成绩很偏，代数成绩一般，几何考试却都在95分以上。也许是我从小就不会数钱，因此对数字不感兴趣，特别对那些∑、⊿，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有那些㏒，开根号、台尔塔，对我来说，学了有什么用？这一辈子都要过完了，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是没用的，哪个当官的或大老板会用开根号去计算如何作报告或赚钱呢？不过，我对几何很喜欢，因为我喜欢画画，懂得物体的透视原理，学习几何能派上用场。
许云海老师恰恰是教我们学几何的，我虽上课不认真，自以为是的时间多于努力学习的时间。因此，对许老师多了些好感，原因很简单，我才不会挨他的骂呢。
有一天，我遇到了丢了魂似的许老师，他又被贴大字报了。我就笑着说：“你遇到了难点，为什么就不找条近距离的直线走走？”他对我瞪大了眼，不知我想说什么。哈，有点象曾经被他提问时的学生样了。
我对他说，现在形势变了，人家贴你大字报，就不要去在意，我帮你就是了。只要有我支持你，嘿，谁敢对你怎么样？我可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头了。
我叫几个同学去写大字报，用新写的大字报去覆盖掉攻击许老师的那些大字报。
同学说，大字报写什么内容？那还得由你起草个底稿哇。
我笑了，写什么内容？当然是炮打啦！
同学愣住了：炮打谁呢？
“炮打司令部”、“整理黑材料”一类的词，都应该被收入文革九百句之中，属于当年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但真要炮打谁，还真不好说，学校里的校长江先福、支部书记叶希和副书记邵鸣，都被我保下了，我是学校里最大的保皇派。
我就说：“将老人家写的《炮打司令部》抄一遍就行了。”
很快，一张新抄的“最高指示”贴上了墙头，覆盖了攻击许老师的大字报。我在大字报前看了看，得意地对同学说：谁敢覆盖“最高指示”，就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教训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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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许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直线联系，他还成了教师造反组织的头，当然也是个保皇派。有趣的是他正在谈恋爱，他爱上的人是教俄语的王老师。我和同学们在文革中常到他家去聊天。
有一次，我们拿了一些来自北京的传单，去了许老师的家。
印发传单，当时是文革红卫兵派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宣传方式，几乎每个红卫兵都参加过印发传单的工作。现在的销售广告彩色传单样本都印刷的非常精美，那是在印刷厂里用四色印刷机印刷出来的，纸张也多是选用很高级的铜版纸，文革那时候还没有中文打字机，更没有个人电脑，印刷厂印刷汉字是从铅字库里一个一个捡字，选好铸造的铅字排列到印字盘上，用老式的印刷机印刷，这在当年就是很先进的。
但红卫兵印的传单，多是在手动油印机上印出来的，手动油印机在文具店只有几十块钱一台，没有铅字字盘，只是把在钢板上刻写的腊纸敷在油印机铜网下面，蘸匀油墨手推油辊，把铜网下面腊纸上刻写的内容漏印到白纸上。
我是刻腊纸的高手，但这活总是由隽復去干，他才是刻腊纸的真正高手，而且“火种兵团”的办公用品，包括纸张、笔墨、腊纸、钢板和油印机等，都 是他设法搞来的。
至于印刷传单，一般是两个人操作，一个推油辊，一个翻页，如果一人身兼二职容易把传单弄的很脏，谁都难免蹭手上不少油墨还不好洗。这苦差活，大多是我的同学们承包了。
当时传单的内容多是各种战报，快报，宣言，口号。也有各地文革事件报道，领导内部讲话，很少有人费挺大劲去印刷报纸电台已经公开发布文章报导的传单。最多的还是传播最新的各种五花八门小道消息，增加看点。
印发小道消息，会使红卫兵们有一种传播革命火种，宣传真理的成就感。那时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可以办战报，想发表什么声明，宣言都很随便，不需要到工商注册，不用交任何手续费，没有最小印刷量的限制。好比现在上网去为自己做个博客。
上海的红卫兵战报和来自各地的传单，虽然简陋一点，但是新闻报道也很追求时效，一些派性组织都有驻京或驻沪等地联络站，发现什么热点小道新闻都会及时打电话或发电报通知“家里”，赶紧印到传单和战报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传真机、录音机，能打通个电话就算相当先进的高科技了。
一般来说，传单印好以后就要拿出去散发，最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就是把叠好的传单拿到人多的地方向天上一扬，传单飘落下来就会有很多革命群众蜂拥去抢，跟花港观鱼那儿的鱼抢面包屑的情景，有些相似。
有条件的组织，是站在行进的宣传车上散发，传单一路飘飘洒洒，如天女散花。大型群众集会时，也可以看见来自各路的红卫兵，站到高处不停地向空中抛洒传单，跟放礼花似的，那是文革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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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刚在宣传车上散发的传单，给了许老师看。
传单中说，刘少奇每天伙食费为60元，说明他担任国家主席，生活腐化。传单上还列出了一些他的食谱菜单，着实让我们这些年少的学子们看到了几个新鲜菜名。但传单上又说周总理的用餐花费比刘少奇约少二十元。对此，传单中大加歌颂，讲周总理是如何艰苦朴素云云。
有同学说，这是污蔑周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恩来根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他总是到群众中去，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许老师就转移了话题，问我们几个学生各自家庭的收入情况。我气愤地说，不管是哪个，他们一天的吃饭钱，都比我母亲一个月的收入还多。
许老师告诉我们：这炮打司令部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倒三家村时，彭真出了大力。可是，他却被刘少奇打倒了。接着是刘少奇主持会议，起劲地打倒了彭罗陆扬。现在刘少奇、邓小平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我的一个在北京的大学同学，却跟着别人去贴江青、康生的大字报，结果闯了大祸。被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抓了起来。他当然比不上许云峰、江姐那么坚强，再说专政队员也不比渣滓洞特务仁慈。一顿毒打后，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参加了五.一六反动组织，还供出了这个组织的五十多名成员，并给他们一一分配了职务，有的官职还不小呢！结果那五十多人全被专政隔离，个个挨足了皮肉之苦，有的还被打成残废。其实，我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动组织。他贴大字报也不是志愿的，是学校里的几个红卫兵，让他帮忙提过贴大字报的浆糊桶。
我们几个孩子不敢再吱声了。
许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聪明能干，在学生中有威望，现在老师们对你也另眼相看。可惜你没办法选择父母，就象我一样。在今后的日子里，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也许，文革以来，谁也没弄清自己去炮打谁，又为了什么去炮打。
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地与同学们离开了许老师的家。
但从那一天开始，我暗自作了一个决定：远离是非，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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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义。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我组织和领导的“火种兵团”没有参加“破四旧”和“大批斗”，也没有统一的着装，甚至没有红袖章和红卫兵旗帜，绝对是一个另类的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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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错误的评估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并被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毛泽东认为：要严格地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在学习了伟大领袖的教导后，奔赴全国各地，都以各样的方式开始了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他们忠心不二，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情绪过激，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红卫兵”政治思潮的形成应以1966年10月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标志。
1966年10月，“红卫兵”作为一个新起的政治势力已完全登上历史舞台。该组织已经历了三次发展，即反工作组时期的发展，“8·18”毛泽东接见后的大发展以及批判血统论后的大发展。
从人数上讲，到1966年10月，估计投入运动的“红卫兵”已达1000万人以上。
1966年10月之前，“红卫兵”自发地组织和发动了反工作组运动、“破四旧”运动和“大串连”运动，1966年10月之后又积极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有数据统计，文革时期破坏的文物远超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像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
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
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 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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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是最早的红卫兵，是1966年夏季头几个月出现的红卫兵，成员主要是干部子弟，强调血统论、出身论。其中的“联动‘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保守派，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那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红五类。主张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红卫兵组织联合夺权——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权力以后，造反派进入夺权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典型为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是鼓吹新思潮的红卫兵，基本上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人物为长沙杨曦光及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早期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秩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般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
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
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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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随着1968年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红卫兵组织成为青少年学生的群众组织。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
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1979年10月红卫兵组织被中共中央宣布正式解散。
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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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火种兵团”是一个逆行的学生组织，“兵团”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矛头对准了专制的“血统论”。面对残酷的“红色恐怖”和血腥的“文攻武卫”，“火种兵团”保卫了校园，保护了广大的师生，也保护了在职的学校领导，包括校长和书记。
也许没人知道“火种兵团”，但“火种兵团”却确实存在于上海市第22中学，在文革中书写了一段另类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历史。
左起：沈阳、吴雨星、沈樟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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