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安亭事件
1
我和中学同学洁明在离开苏州后，一起步行去了昆山，中途在安亭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乱成一团的红卫兵们全都挤睡在地铺上，但我发高烧了。
突然，串联站通知所有串联的红卫兵必须离开此处，因为串联站临时让给了准备北上的的上海工人。上海工人接管了串联站。
因为我正在发高烧，行动不便，洁明就与那些上海工人进行了交涉：“我的同学正在发高烧，行动不便，能否在这里再住几天？”
一个年轻的上海工人走到了我的面前，用手摸了摸我的脑袋。然后，他对另一个工人说：“王师傅，这孩子正发高烧，烧得很利害，你去找厂医帮他看看”
王师傅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对洁明说：“你们俩个就住在这里，不要乱跑，我去找医生。”
我和洁明就留在了串联点，但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一会，王师傅将一个中年男人带到了我身边。王师傅对我说，这是我们厂里的顾医生，让他帮你检查一下。
顾医生帮我搭了脉搏，又测了体温。
顾医生劝我说，你就不要急于回上海了，我也睡在这里，可以照顾你。这是王师傅的安排，他是我们的队长。
2
工人们忙忙碌碌地涌向了串联点外面。只有顾医生陪着我和洁明。
顾医生问起我们的家庭情况。我就半真半假地胡编了起来：我的父亲参加过新四军，打过日本鬼子，还参加过辽沈战役。洁明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工人，都在机械厂工作。
顾医生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们，他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厂医，全厂的工人都跟着潘司令到这里来了，他们准备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
顾医生告诉我们：
潘司令叫潘国平，出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当兵，后因训练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1965年，就在他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1966年初，潘国平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潘国平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他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他，把他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潘国平本来在车间当木模工，后来被借调到厂工会做工人福利工作，发发票子，不过他不是干部编制，只是一般工人。
工作队这样对待潘国平，潘国平当然不服，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
一直到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潘国平觉得这是对他的很大支持，他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
这样，工作队就对潘国平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这个“反革命”，但是公安局没有收下潘国平。
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潘国平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潘国平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
“八一八”之后，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潘国平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潘国平的行动表示支持。9月份潘国平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
潘国平回来之后，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他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顾医生对我们说：我也参加了“造反队”，很多工人都参加了“造反队”。
3
在安亭这个串联点，我和洁明认识了不少工人，他们都象对待自己的小弟那样照顾着我们，还给我们送吃送喝的。
在与这些工人们的接触中，我们渐渐知道了一些正在发生的事：
11月6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召开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情况的座谈会，潘国平参加了会议。有十几个工厂的代表到会，王洪文也来了。
座谈会刚开始并没有说要成立组织的事情，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进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
在大家的发言中，给潘国平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的发言，他揭露上海市委在他们单位树立的“红雷青年学习小组”是一个假标兵。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而当时大家对市委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另外一个是铁路装卸修理厂的蒋周法揭露了他们在工厂遭受关押和毒打的情况，这也是这些工人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两个发言使得大家群情激愤，但还是没有人提到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的事情。
王师傅告诉我们：成立全市工人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据说是首都红卫兵出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包炮在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否代表首都红卫兵组织，谁都不知道。因为后来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不表示支持时，首都三司曾经说包炮不是三司代表。
但包炮那次讲话有一定的煽动性。他说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应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要求北京红卫兵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如自己成立组织。那时上海市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包炮说，上海文化革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当权派手中，而是掌握在你们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并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在座谈会上根据包炮的提议，只选举了大会的主席团，有潘国平、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范佐东、蒋周法、徐美英七个人。主席团再选举一个人负责筹备工作，主持会议，大家选了潘国平，潘国平就成了主席团的主席。
组织的名称开始有人建议叫“赤卫队”，理由是继承上海工人几次武装起义的革命传统，后来给否定了，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人说这个名称中的“总”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潘国平和王洪文都赞成的。
从此，我们上海的工人都叫潘国平为“潘司令”。
4
从工人们的交谈中，我听说“潘司令”当初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潘司令”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潘司令”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但没有找到。
第二，“潘司令”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工人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制作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工人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
王师傅告诉我们：
1966年11月6日，以“潘司令”和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三十多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并定于11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工总司”派人到市委，要求市委、市府承认。
市委认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违反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
“工总司”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承认，仍如期在1966年11月9日召开大会。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上海国棉30厂（王秀珍）、上海国棉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时，会议受到了冲击。
会后组织游行，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大楼寻找市委领导。
11月10日凌晨1时许，“工总司”一辆满载造反队员的卡车开到上海火车站，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
2时许，万余名造反队员扛着红旗冲进车站，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
在上海站负责红卫兵运输的原杭州铁路分局局长程香亭将这情况汇报路局、分局领导。路局局长邵光华向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铁道部负责运输指挥工作的王效斌请示汇报，并和副局长李明哲、赵国栋，上海分局局长纪玉文、党委书记王华生以及路局和分局公安部门的领导庞振泉、原修文等，先后到达上海站，向群众作宣传动员工作，要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但“工总司”成员不听劝告，强行登上运送红卫兵乘坐的602次、46次赴京列车，逼迫车站602次列车于6时35分发车北上。
发车不久，运行至安亭车站时，王效斌来电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
上午8时17分，经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
由“工总司”“潘司令”带领的一批人所乘的列车也被扣停于南京车站。
上海铁路分局派组织部副部长蒋耀斗以及周文德、俞琪康等到安亭站向“造反队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做劝说工作，副分局长李殿元、崑山线路党总支书记徐炳德也到安亭站做劝说工作，但毫无效果。
历经半个多世纪后，我才在各种资料中了解到：
王洪文等为了向中央施加压力，策动“造反队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了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并纠集数万人到安亭站声援他们闹事，铁路江湾工厂的工人谢鹏飞、傅世尔、周国庭、蒋周法等也一起参与，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客货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五百余公里沿线，停满近百趟客货列车，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爆发那天，其实是毛泽东第七次检阅红卫兵的日子。
11月10、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15公里)。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5
11月10日，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上海工人们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列车（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一说30小时）。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的报导。
我人生中在安亭最难熬的那几个晚上，就是在所谓的“安亭事件”发生时度过的。
1966年1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华东局第三书记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带领有关局的负责干部赶到安亭，劝说工人们返回上海。14次特快列车被放行。
中午12时，陈伯达从北京拍发给“造反派”的紧急电报也到达安亭，电报说：“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
当时少数人听从劝说，乘车返回上海。但有不少人被“造反队”头头锁进列车车厢，不准下车。王洪文等人辱骂回沪的“造反队员”是“叛徒”、“逃兵”，咒骂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去的干部是“保皇派”，并在车站附近的吊车旁，围攻这些干部。
但11月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王师傅和顾医生将我和洁明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顾医生说，卡车将停在文化广场，你们到了那里，就可以回家了。顾医生又给我送了几片感冒药。
我和洁明由此结束了这次难忘的串联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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