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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第33章 一段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

 

沈阳 著

沈阳、贺伯民、吴雨星、严隽復、俞洁明 1967

 

 

1

 

一个才16岁的初中生,还是个孩子,对我而言,那时自己要比同学们矮了一个头,发育很晚。但就是这样一个头上长着两个旋的倔孩子,我却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担当了学校造反组织的头。

我自小就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还爱看《东周列国》《战国策》《孙子兵法》,唯独不爱看《红楼梦》,宁可用这些时间去读《聊斋志异》和《三言二拍》。但这类书并不是政治读物。看《红楼梦》就能读懂什么叫“封建主义”?我至今也不明白。

文革前读的外国书籍,印象最深的是《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就是读高尔基的书。

文革中读的中国书籍,是《欧阳海之歌》《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没想到这些书在文革中也批判了,那些作者也倒了大霉。读了最多的是鲁迅写的书。有意思的是骂人最厉害的鲁迅先生受到国共两党的尊重,他还能在日占时期与日本人合伙开书店,聊天聊地聊政治,却没人骂他是汉奸。这类书可以说是红色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政治书。比如鲁迅爱嘲的是平民草根,如阿Q、祥林嫂、孔已己,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百姓英雄人物,草民都是愚味无知的蚁族。

能够得上是政治书的那只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写的书了。马列著作太深奥,那些“共产主义的幽灵”实在是读不懂,还有那个“乌托邦”也十分费解。好在毛泽东有精辟的读书指导法,他说“马列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四个字就让我们不必再去啃《资本论》了。

文革就是一场政治运动,鼓动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懂政治,寸步难行。

在政治的旋涡里要求得生存,就必须懂得什么是政治。

文革,是文化与革命的双胞怪胎,文化渗透了政治,政治统治了文化。就连“三自一包”这样的经济命题,也属于文化革命的内容。

 

2

 

为了懂得一些政治常识,我找到了许云海老师,他是数学老师,按理说他与政治不沾边。

但是许老师是教几何的,他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这就是哲学思维。

当年,刘少奇被打倒时,有一条罪名是“鼓吹‘三自一包’”。

那么什么是“三自一包”呢?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根本搞不清楚的。其实,人老了,还是没搞清楚。即使全中国人,也没谁能搞得清楚,道理太简单了,这是一段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

文革后,确有人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其实从中国农业的发展史看,三自一包与历朝历代的“小农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三自一包从来就不是一个创新,而是一种复古。也可说是一种倒退。不要说现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范围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么先进事物。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却背离了这一方向。

大包干的1961年,播种面积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万亩,与1960年比净减了 28.12万亩,超过1960年受灾面积总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干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争的事实。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减产最多的也是安徽省。

 

3

 

那年,许老师给我解读了当时关于批判“三自一包”的原由。

毛泽东曾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严重估计。但毛泽东没有讲国家主席和总理的责任。

三自一包究竟是福是祸?

1961年安徽滁县就实行了三自一包,结果当年就造成大幅减产。达到历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1962年底滁县才开始纠正责任制,1963年播种面积就上升,达76.23万亩,1966年文革开始,上升到82.48万亩。与196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63.3%,年平均增长15.8%;农业总产值增长44.5%,年平均增长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减产的原因是,有些地块,集体有能力组织人种,个人没能力去种了。另一方面。个人对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有人强调刘少奇曾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很长时间还曾被做为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标榜,而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原创。最早对人祸提出批评的却是毛泽东。

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把问题比做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在一年后的196012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就强调:“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比刘少奇整整早了两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命令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央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是在事态恶化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主要领导起到了警醒作用。而两年以后,在最困难时候已经过去时的那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用这句话对毛泽东进行了反戈一击。

七千人大会例来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事。似乎这对于毛泽东是一次“走麦城”。

 

4

 

七千人大会到底是个什么会?开这次会,真是要毛泽东作检查吗?

1961年底,大跃进的问题已经集中曝露。有关62年粮食征购问题提上议事议程。但是各省叫苦连天。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11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11 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

毛泽东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并作自我批评,还要求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毛泽东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

从这一过程看,七千人大会,首先不是一个后来传闻的“批毛”大会。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屡屡成为众矢之的,邓小平本人只好写了个检讨。但据说现在这两个文件都无从查找了。

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说“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

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加批说:“小平带的头 ”。他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 

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

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

 

5

 

有些文章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

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刘少奇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也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在入会者看来,他说中央要负责,就算是他的自我批评了。当然也没有人指名批他。矛头多指向了邓小平。

这个过程,在今天一些歪嘴和尚说来,刘少奇所指的中央,就是指毛泽东。真相掩盖了,在一些官方资料中,现在甚至找不到入会者批判“书记处”的字眼。

但林彪在会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严重失误”。

那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入会者都看到了。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

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当初刘少奇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现在谁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的政绩了。但在1966年时,他在作检讨中,确实把责任推卸给下属了。他说:“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

其中,刘少奇为了洗脱自已,推脱责任的意味十分明显。大跃进后期,刘少奇虽然也做了一些修正。但也只是在中央大方向下的一种转变而已。而大跃进中大搞浮夸冒进,大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正是他本人,而且他是国家主席。

 

6

 

这次会议中,多位省委书记落马。其中还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就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为擅自开展了“三自一包”差点丢了命,主持会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 

刘少奇并且未经中央讨论,当场撤了他的职。并讨论要枪毙曾希圣。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惨痛地说:“我是被刘少奇斗下来的。”后来不仅没有枪毙曾希圣,而且刘邓联手大搞起了“三自一包”、“下马风”、“翻案风”。

时过境迁,被掩盖了真相,永远也弄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历史,没有真相,却又被掩盖了的历史。

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从迷茫中走过来的,那么现在却仍然在迷津之中。唯一欣慰的是自己永远那么年轻幼稚,永远处在政治发育期中,反而保留了那份天性的纯真。


1962年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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