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接受挑战自己的身心洗礼

 

沈阳 著

在即将毕业时，我担任了学校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那年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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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复课闹革命的那段日子，几乎同时就是动员上山下乡的时期。

在即将毕业时，我担任了学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江校长担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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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上山下乡源自于苏联模式。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那里主要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导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导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实际上是摒弃了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当时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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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

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

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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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

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事实上，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问题。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剎车的时候。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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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导，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如今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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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藉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但也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我不知道：如果再发动一次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人会不会动员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扎根于广阔天地里。

事实上，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

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工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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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也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政治，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向政治迈出了第一步。

文革让我懂得了政治的残酷，也让我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由不得自己作主……如果不想成为别人的政治炮灰，只有一个选择，远离权力争斗的是非。

回忆咀嚼那个痛苦而荒谬的年代，让我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在那个中国最严寒的文革时代，我们的“火种兵团”居然控制了整个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保护了校长江先福，还在得到校长的同意和支持下，保护了校支部书记叶希，副书记邵鸣。

当时，学校六六届有13个班级，有11个半的班级都控制在我们的组织中，六七届的学生组织是不敢与我们对抗的。学校里没有外来组织，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武斗事件。更令我自豪地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校长，都成为我最好的师友。学校里还有一大批教师也成了我的朋友。

没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干扰，也没有任何教师组织敢与“火种兵团”较量，谁想批斗校长，也就非得经过我的同意不可。我保护了校长，校长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政治。

我在学校里曾有一个总部办公室，我经常在那里读书学习。从班主席家中查抄来的那一大堆书籍，已不够我阅读了。干脆以保护学校图书馆的名义，去寻找更多的书源。在书籍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火种兵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风向，也不能闭门闹革命。于是，我让同学们收集红卫兵的传单，了解红卫兵组织的背景、力量和主张。

我明白了什么叫政治，没有卷入接下来的残酷斗争，也没有参加任何武斗活动。我基本上是平安地自觉结束了所谓的造反时期，我是幸运的。

复课闹革命时，我是前线指挥部代表，是我代表校方在广播中宣读了中央通知。

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动时，我已意识到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学校成立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时，我是唯一代表学生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唯有我和同班同学吴煜坚持要到农村去，我们共同选择了上山下乡之路。

我准备放弃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已不再属于我。我找到了校长，我对他说，我决定到农村去，我想在春播夏种中去收获属于自己的秋天，平静的走完一生。

江校长惊讶地望着我，那时，我已18岁了。

江校长有点急了：“不，你不要这么想，你可以分配到厂里去工作，你现在还是校革会的成员，校领导和教师都认可你，你保护过大家，你也团结了很多同学……”

我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但理想一旦失去了，有时会更明白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因为理想不是自己确定的，而是别人设计的，那些理想只是属于别人，并不属于自己。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去选择生活道路，这种选择决定着自己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受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

江校长没能说服我，他居然去了我家，对我母亲进行劝说。江校长明确地告诉我母亲，校革会同意将你的儿子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去工作。

当母亲告知我校长来找过她时，我没有激动。我平静地对母亲说，哥哥已在上海工作，如果我不去农村，那么妹妹连进社区街道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的主意已定，我不需要感谢，我也没什么可以让人感谢的。

但是，我在初中毕业时决定离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已永远不属于我。我坚定地报名上山下乡。

江校长劝阻不了我，就问我：“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去黑龙江，那里属于东北，我父亲曾经为解放东北出过力。但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说去新疆，那里离上海最遥远。我的希望又破灭了。

江校长痛苦地对我说，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了。因为，因为……那里是边疆，是军队式的管理和要求，你的出身情况不符合政策规定……

我突然长大了，我意识到文化革命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沿袭着专制的世袭传统。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没有不与等级制脱离的文化，穿戴讲等级、饮食讲等级、建筑讲等级、出行讲等级，即使革命成功了，父母的职业也可以用顶替来继承延袭，在一个充满等级而不平的社会里，我又能相信什么？

我仍然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由于出身原因，还是由于校长的帮忙，不得而知，最终我选择了去上海近郊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也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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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毕业分配前夕，校长通知我：校方推荐你参加学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工作，因为你对同学们的表现情况了解很多，在毕业分配时，你有发言权，建议权。事实上，我有的却是决定权。

我既然已看透了政治，当然也会懂得如何把握政治的杠杆，我必须要为曾经的学友站好最后一班岗。

曾与我在文革时期风雨同舟的同学，不论家庭出身，我都在他们的名字前打了勾，他们都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工作，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如江南造船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重型机械厂、上海电机厂，出身较差的同学，也能分配到针织厂、钟厂、搪瓷厂……

唯有我最好的同学吴煜，做出了与我一样的决定，他坚定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去了地属安徽的上海黄山茶林场。我选择了崇明前进农场。

如果有私心的话，凡是跟着我闹革命而造反过的同学，我让他们统统进工矿企业工作。

令我难忘的是有个从不到校参加红卫兵运动的女同学，居然会找到我家里，哭着向我诉说家中的困难，希望我能让她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印象最深，也是我干得最出格的一件事，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女生，她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找到我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出身不好，但我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同学’，因此参加了你领导的学生组织。”

我的心被剌痛了，当然，我向校方作了建议，她最终没有被赶出上海大都市。我不会食言，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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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同学重新聚集在一起，说起这些往事时，我确实很得意。

令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是，我那时还是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男孩。毕业那年我才18岁。

如今，我早已放弃了处长的官位，下海后又退休了。最多的时间是撰写文章、拍照摄像，还有就是在高楼屋顶上打造了一个空中花园，不求奢华与荣耀，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能让快乐生长，让希望展枝，让梦想成真。原来，我的人生最高境界就在高楼的屋顶上，用脑、动手，就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

我居然在造反时，能够得到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认真读书，读书好，读好书。

    数年后，当我重返母校时，已官复原职的江校长和叶书记、邵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同学，我们对往事都一笑了之，留下的是真诚的拍照合影，记住的那份师生情谊。

趁着领会自己对政治的认知之余，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作一番灰谐调侃，以博余生一笑罢了。

1968年，上海110万学生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