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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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狗崽子是最低下的孩子，文革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便是人性的扭曲。当我从那段人性扭曲的时代走过来后，才真正地懂得了什么是人性。
说起人性，自然也会说及男女之爱。现代女孩能够在电视相亲节目中坦言说：“我有过N段恋爱经历……”但在文革中，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文革时期是如何看待男女之爱的？那可得从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斗破鞋”说起了。“斗破鞋”也算得上是文革闹剧中的开幕小品。
什么叫“斗破鞋”？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破鞋”泛指滥搞男女关系的女人。至于为什么叫“破鞋”，已无从考察。所谓“滥搞”就是男女之间“乱搞”，但中国人将“乱搞”历来只让女人来承担责任，这可有失公允。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如疾风暴雨，雷庭万钧，一夜之间便席卷了全国，仅仅批一个刘少奇，或者只批判各省市委书记，七、八亿人口就有劲使不上，那也太浪费人民的正能量了。也许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发出“最高指示”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最高指示”一下达，阶级斗争层层斗下来，就贯彻落实到街道居民小组了。那些由家庭妇女们为主的街道居民小组，能干什么？总得适当地给分配点革命的活干干，释放些正能量。
那么街道居民小组的斗争对象是谁？整天热衷于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居民小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三道四，谈论最多的事也是那些男男女女的私家事。于是平时有关“破鞋”的议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高度了，“破鞋”就成了那时街道斗争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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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各地城乡基层都不难找出几个“破鞋”来，文革也用不着讲什么证据，疑似破鞋也就可以了，即使斗错了，在当年也很正常。既然是群众运动，难免有过失。中国最牛的两报一刊社论，就经常说“红卫兵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结果，当时社会上长相稍微风流点儿，打扮比较俏美一点儿的的女人，都很容易就被当成破鞋给斗争了，其实谁也证明不了长的丑的女人就没资格当破鞋。
城市街道里斗破鞋的时候，总会显得特别热闹，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们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好比登上了当今电视节目中的“调解员”，嗓门大，理儿足，有时还挺咄咄逼人的。所不同的是，“斗破鞋”不用讲那么多理。
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们，很有办法，她们会将被认定的“破鞋”，事先联系上某个中学的红卫兵，然后将她揪到弄堂里，在她脖子上挂一双开了口的破胶鞋批斗。
如果“破鞋”长得特别俊俏，头发又黑又亮，红卫兵看着就会更眼气，几个人就上前按着她的脑袋，拿把剪刀上去就给剪成个阴阳头，还会弄来半盆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刷她一身。还会给她挂上写有“大破鞋某某”的批斗牌子。
这群众“斗破鞋”的情绪总是那么地高涨，大过革命的瘾，高喊着口号都向天上蹿蹦，个个喊的脸憋通红，相当投入。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一来劲，还会上去给“破鞋”煽个嘴巴子，接着便是踢上几脚。“破鞋”挨批斗，折磨的简直都没人样了。
居委会干部还有新招，会将一些家庭困难平日又不交卫生费的人，也揪来批斗，理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那些“破鞋”挨批斗后，如果不服，挣扎着又喊又骂，背她胳膊的红卫兵们，就会和街道革命群众一起把她打的鼻青脸肿，还架着游街示众。
各居委会还会将各自揪出的“破鞋”游街时汇合到十字路口，来个“破鞋”集中批斗会。其实，对于那些还是孩子们的红卫兵娃娃来说，打人也很累。架着“破鞋”集中批斗的红卫兵，有时也会累得吃不住劲儿，身上也蹭上不少全面粉打的浆糊和墨汁。但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什么怨言代价都不讲，革命虽然是又脏又累，但心里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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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斗破鞋”时，也常会出错。有时红卫兵揪出了居委会干部推荐保送的“破鞋”时，还没等批斗会开始，“破鞋”家属就会领着一帮哥们抢人，因为“破鞋”也分家庭出身。如果是出身于“红五类”的“破鞋”，那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就自真是“破鞋”，也可借了血统论的光，不会遭罪受。
文革中的人性扭曲，远不至红卫兵“斗破鞋”那些事。
在上海，当年最牛的要数工人造反队。
当年能加入工人造反队，并在队里混过的人，都曾很荣耀的。造反队员穿一身工作服或仿军装，头戴柳条安全帽，腰里系着一条宽革板带，解下来拎着想打谁就打谁，臂上红袖标上印有金黄色的“工人造反队”字样，能使他们相对普通红卫兵产生很多优越感。
年轻的工人造反队队员的身材形象，无论男女都还是很俊朗的，不像有些电影里的狗腿子、汉奸、打手，个个长的歪瓜劣枣，还那么赖皮赖脸。
工人造反队队员之于红卫兵，有如关东军里的宪兵，党卫军里的盖世太保，像抄家抓人，打人逼供，押送黑帮这些风口浪尖上的活，都是由他们来做。换言之，在造反队里打人不达到一定水平，算不上合格的队员。那些年开批判会，台上台下站角清边的都是工人造反队员承包了。
那时工人造反队队员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造反队都说是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造反队给人的印象，就是总能从虐待折磨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一种革命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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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人性的扭曲是骇人听闻的。
人们总会议论一些造反队打人的事。有些造反队员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自称是工人阶级，为了打倒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毫不手软。他们会将知识分子的衣服扒的一丝不挂，用绳子把他们吊在房梁上，还拿一把条帚去扒拉老师的敏感部位，用人造革皮带沾凉水抽打老师的屁股，目的就一个：羞辱知识分子。
也许这些人很可恶，但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使文革后期个别人被抓进了公安分局，但也常会给保了出来。
那时，上海的工人造反队已统治了整个上海局势，不少造反队员的职责，就是看管被关押的牛鬼蛇神。造反队员个个趾高气昂，头脑膨胀的快要冒烟了。牛鬼蛇神们每天都会集中站着受训，队员们都手握一根橡胶套管的钢丝鞭，不停地抽打着那些回答问话不能让他们满意，或者站立姿势达不到他们要求的牛鬼蛇神。
有时训话结束后，都要重点留下几个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到办公室“吃小灶”，把人推进屋，灯一闭，蒙住眼睛就打。然后在一起交流打人的技巧，讲述被打的人哭喊出了什么南腔北——或是觉得可笑的声音。
回顾这些往事，还有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话，那绝对是傻瓜。令人费解的也许就是文革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会让那些工人变得如此灭绝人性！
文革结束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被修理了，大多数当年的工人造反队队员也都被过了一下“三种人”的筛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可悲可怜又可恨。那些曾经挨过工人造反队队员打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宽宏大量，特别是那些被打的脑子记不住事儿，但身上的残疾伤疤还在辅助记忆的老干部、老教师，总想问问那些工人造反队队员为什么打自己。
工人造反队队员们确实说不出为什么，因为那时真的是为了革命。要说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吧，还把他老人家给装进去了，真的说不清楚。
只是有些人过于歹毒，不过闹革命不那么歹毒也就不成为革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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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有个同事常到我家来玩，他出身贫苦，还在少年时闯荡上海打工，上海就他一人独自生活。文革风起云涌时，他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他表示要忠于革命、忠于领袖。他也曾动员我哥哥参加造反队，我哥哥从不问政治，推脱了。
但哥哥的这个同事参加造反队不久，看到有的队员用铁棍欧打自己的上司，他下不了手，因为正是他的上司一直关心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一次，他背地里给上司送了二两生煎，被人发现了，结果自己被专了政，罪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他不肯打别人，只好自己挨打，人性的扭曲，已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其实，当年的工人造反队队员们后来大多数都很不得志，充当过打人角色的自然会有一些民愤，无论什么领导也不会喜欢这些人，即使在他们很红的那个年代，也很少把保送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会留给这些人。
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比较仇恨有知识的人，觉得正是那些比较有知识的人掩盖了他们的风光。
他们当中即使头脑稍微聪明一点，对学知识却仍然根本学不进去，兴奋点全不在学习方面，工作能力自然也相对差些。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社会的平均值，但始终有着仇富心理，感到自己没有多少可以发扬光大的机会。
他们会非常留恋自己过去曾经感觉辉煌的年代，认为文革中，他们至少是作为工人，得到了社会的尊重。
他们还认为现在的社会简直糟不可言，敢于背地里骂几句中央领导人或下面当官的。也有些人十分怀念伟大的领袖，希望老人家率领他们再搞一次革命，东山再起，因为走资派还在走。遗憾的是老人家只能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谁也不会甚至不可能重复昨天的故事了。
有时候，当他们也凑到一块儿聚会时，就会很动感情的甚至流着热泪唱着过去的歌：“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
这群人，是被社会扭曲的另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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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文革扭曲人性的不只是红卫兵和造反队，还有当年的一群幼小孩子们。
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人们对革命普遍理解的不是很透，对闹的印象却还是比较深。中学生大学生逐渐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从理论上说，主力军始终应该是工农兵，大中学生只能是革命小将。那时的小学生群体可以说体力单薄，还闹不出很象样的革命，没什么书看，也不用看书，在家里闲着也是闲，总得有点儿事干才好。
社会上，当时有一股养热带鱼的热，什么火炬、红箭、霓虹灯、黑玛丽、燕鱼、斑马、虎皮……几乎家家都养，我哥还特意自己动手制作了好几个大鱼缸，还配置了为鱼取暖的煤炉。
有时，他还会与人一起到郊区捞鱼虫。卖鱼、换鱼都很红火，制做鱼缸也很时髦，很多成年人都乐此不疲，那个年代的人还普遍缺乏市场经济观点，只是痴迷养热带鱼而已。
革命闹到1966年夏秋，红卫兵出现了，第一个战役就是“破四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养热带鱼马上被归到四旧之列。
红卫兵到处贴出了通告，限期砸烂鱼缸。
一些红色传单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摧枯拉朽，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横扫四旧，开创一代新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群众的腐蚀影响，严正警告那些丧失革命斗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衷于养热带鱼的人，砸烂自己的鱼缸，把热带鱼全部倒掉，悬崖勒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否则将采取最彻底的革命行动……
把自己养的热带鱼都倒进下水道，那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养鱼人毕竟花了些钱，投入了很多精力，甚至是感情。但是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强大的威慑力，普通群众一直都非常听党的话，这时候党组织工作放了长假，人们感觉就应该听红卫兵的，舍不得也只能忍痛割爱。
纯真的孩子们更听话 ，他们的主动，更让家长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倒掉他们饲养的热带鱼。
我不知道哥哥对着鱼缸里的鱼，默念了些什么伤感告别的话。他象其它养鱼人一样，将自己心爱的热带鱼，把它们当成了四旧倒进下水道。
文革灾难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也横扫了所有的热带鱼，色彩斑斓的热带鱼群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得罪了伟大领袖。
唯有那些半大孩子揭开排污下水井盖，看着在粪水中很多一息尚存的热带鱼，还在艰难地游动着，赶紧招呼周围的人来观看。人们会看见什么吗？在那个时代是看不出自己跟污水中游动的热带鱼，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
我也很难理解，哥哥为什么会将心爱的热带鱼，倒进下水道后，反而如释重负。难道真有一种悬崖勒马，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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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山下乡动员时，里弄居委会来人到我家，逼迫我母亲必须让我的妹妹上山下乡，甚至派人来殴打我母亲，扬言：不上山下乡就是反革命。
无奈下，妹妹将户口迁到安徽淮南农村，虽说是“上山下乡”了。但妹妹除了迁户口外，实际去农村“劳动”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上海。这是在酷政下的无奈自救办法。
那个荒唐的时代，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扭曲了人的行为，也扭曲了整个社会。除了憎恶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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