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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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洁明从安亭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
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当日，造反队员陆续返回上海。
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这被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市散发。我和中学学友们也看到了这些传单。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1月16日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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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那段上海文革史，有关“安亭事件”的解读却说法不一。能够比较详细地叙述这段历史的应该是潘国平了。
潘国平，文化大革命中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后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满释放后又被判处六年徒刑。
潘国平在上世纪末来到美国，在阅读了《北京之春》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研讨文章之后， 他与记者颇为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重要经历和对中国工人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些思索。
记者亚衣发表了一篇专访文章《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这篇文章原载 《北京之春》40期1996年9月号。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轶事，其中谈到了安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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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记者亚衣发表在 《北京之春》40期1996年9月号的专访文章《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中关于安亭事件的访谈内容摘录如下。
◇ 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
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这件事情也是由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引发的。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潘：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人少了一个。因为在六日的座谈会上，负责做记录的炮司红卫兵提出要组织上海造反派的联合调查团，对我们工总司主席团的七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造反动机都进行审查，他们到派出所、工厂、街道去调查。成立大会那天上午调查结果出来了，查出陈阿大的父亲为资本家隐藏黄金，所以陈阿大就被从主席团中除名了。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由我主持，到会人数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有将近三万人。广场里挤满了人，周围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人。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是有一个女青年上台揭发一个“大阴谋”，说这个会议不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会议，而是首都红卫兵操纵的，说我潘国平不是工人，而是北京的红卫兵，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复员退伍证件都拿出来让大家看，风波才平息。在会上我和王洪文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参加会议的各工厂造反组织派一个负责人到会议秘书处开会，提供他们厂的造反队名单，包括负责人和联络电话。可以说工总司这个时候才真正组织起来。各个工厂的代表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了一大堆名单，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我记得当时有四百七十多个工厂，名单上有五万七千多工人造反队员。
亚：当时你们是否要求上海市委派人来出席会议？
潘：是的。尽管我们一直在对市委施加压力，但是市委最后只派了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到会。张文豹说不发言，也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情绪的对立和激化。会场上有人高喊：“我们到市委去！”这原来并不是我们主席团的安排。我看这个样子就说，大家到延安西路市委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走，于是队伍就向市委开了过去。市委工作人员说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友谊电影院，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曹荻秋。下一步作什么，我们也没有计划，正在碰头商量的时候，有一辆广播车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的广场上广播“中央来电”，说周总理打电话来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我接见你们”。群众就一下子轰了起来，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弄不清真假。我和王洪文就跟了队伍到火车站。那时已经有先来的人登上了一列火车。戴祖祥带了“工总司”的大旗，领一批人先出发，后来被困在南京；我和王洪文登上另外一列火车，不久被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的卸货场上。
我们乘火车北上是无意的，而把我们锁在安亭，上海市委确实是有意的。粉碎“四人帮”后当局对我进行审判时我说过，对安亭事件我有责任，上海市委也有责任。如果上海市委负责人早点在市里接见工人或者同意我们上北京，根本就不会有安亭事件。
亚：我想知道的是，既然你们造反了，为什么还要求已经作为你们造反对象的市委领导来参加你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你们呢？
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造反派成员的思想基础中还有正统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承认，对自己说有一种安全感，也容易争取群众。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强盗”与“官兵”对抗的思想约束的。至于后来造反派得势了，有些人吹嘘自己当时路线觉悟如何高，那不符合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人把造反派说成都是自觉的反对共产党的份子，也不符合事实。
◇ 张春桥的政治赌博
亚：应当说，安亭事件的发生，在“工总司”方面说来并非是一种主动行为。
潘：是的。被困在安亭的那么多工人又冷又饿，为了去北京申诉，拦过北上的火车，十四次特快国际列车被拦的时间较长，事情就闹得更大了。我当时并不主张拦火车，也没组织拦火车，更没有后来有些文章所说的“卧轨事件”。主要怕给人借口来攻击造反派，因为拦火车在社会上总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上海市委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跟我讲，是他直接打电话给陶铸的，那时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口头指示不能支持我们；以后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能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组织，而且要求我们回上海，由市委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海市委还专门派人送报纸给我们。不久市委将陈伯达的电报送到我这里。陈在电报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抓革命促生产”，要我们回上海。这个电报给我的感觉是陈伯达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有些工厂代表看到电报就回上海了。电报是我收的，我叫丁德法、徐美英他们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我与包炮商量，包炮大骂陈伯达右倾，还准备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子。我和包炮说，我们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那时我想出了一个注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后来上海很多工厂的工人造反队之所以拥护我，就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拿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迫使当权者作了让步。
亚：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他主要作了哪些事情？
潘：在我收到的市委送来的陈伯达的第二个电报中（也可能是同一个电报的第二个版本），说到中央文革要派张春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似乎觉得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十二日凌晨，张春桥一到现场就要我们回上海，而我坚持要他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在事件的现场最多时有一万多工人，很多人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我对张春桥说，你知不知道工人又饥又饿，你一来就要他们回去，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我当时很激动，确实有点感情化，也流了泪。边上陪同张春桥的红卫兵责问我对中央领导是什么态度。张春桥则叫我冷静一点，说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不要意气用事，也叫边上的红卫兵不要发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他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肯定工总司是什么组织呢？张还问我对这么多工人的情况是否了解，我说当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工厂中都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对张说，要了解情况，最好也到现场去。边上的红卫兵就说要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说我负责安全。张实际上并不想去，我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口口声声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的吗？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自始至终都是我与包炮商量的，有时我们还走出会场到外面商量了再进会场。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他承认我们这个组织，他说不了解情况；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在要他下去这一点上我是施加了一点压力的，话说得比较重。经过一番考虑，张答应去见工人。我们就弄了一辆卡车一起到工人集中的广场上去。为了要在张春桥面前显示我们工人不是乱七八糟的，我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基本秩序还是好的，发言从凌晨四点多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发言完毕，我就问张春桥能不能表态，“如果你觉得情况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就继续发言；如果你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请你讲几句话”，我说总要表个态。张春桥就讲了话，他表示一定 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他要求大家先回去。在大家的要求下，张春桥表示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张说完后，我和王洪文也简单讲了几句。我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到文化广场。我请张春桥让市委给我们工人送点被子和食品，张很惊奇，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家里的人都等着你们”。我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书面的东西。
亚：您是否认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赢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您对张春桥总的看法如何？
潘：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亚：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帐。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
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
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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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15公里)。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也正是上海爆发安亭事件的时候。
1966年11月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
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
由此废除了“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开始“合法”的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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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和几个同学曾在陈云山老师家中，他和我们谈起了“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0日凌晨1时许，“工总司”一辆满载造反队员的卡车开到上海火车站，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2时许，万余名造反队员扛着红旗冲进车站，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
“工总司”成员不听劝告，强行登上运送红卫兵乘坐的602次、46次赴京列车，逼迫车站602次列车于6时35分发车北上。发车不久，运行至安亭车站时，王效斌来电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上午8时17分，经铁路局领导研究，由铁路分局局长纪玉文通知调度所，将602次列车停在安亭车站的专用线上。由“工总司”另一头头潘国平纠集的一批人所乘的列车也被扣停于南京车站。
王洪文等为了向中央施加压力，策动“造反队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了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并纠集数万人到安亭站声援他们闹事，铁路江湾工厂的工人谢鹏飞、傅世尔、周国庭、蒋周法等也一起参与，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客货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五百余公里沿线，停满近百趟客货列车，制造了严重破坏全国交通运输的“安亭事件”。
我和洁明告诉陈云山老师，我们俩从苏州步行串联回上海时，就住在安亭接待站，也就是“安亭事件”爆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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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安亭事件”有很多传单作了宣传。
《一月风暴》第四期刊载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张宝林撰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斗争概述》。
张宝林说，安亭这个一向默默无闻的小镇，因为爆发了持续三天两夜轰动全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风暴，而将和上海工人英勇的斗争史，一起加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安亭事件是以陈曹旧市委的彻底失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安亭事件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骄傲和光荣。
北上控告的两批先头部队四千多人已经先后冲上火车出发了。我们一千多人以强行军的姿态赶到了北站。旧市委已经有了准备，谣传工人们是去“串连”的，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围攻我们。我们坚决冲上了火车，他们却以“不开火车”要挟，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灵魂，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是首都三司、交大反到底、炮司、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东北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的红卫兵小将坚决站在工总司一边，他们刷了“坚决支持工人造反队北上控告” 、“上海工人阶级要发扬三次武装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等大字标语，在精神上和舆论上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旧市委为了扼杀工人运动，破坏北上控告，在安亭扣下了工人造反队乘坐的火车。路上恶毒地要司机把每小时九十公里的车速霎时降到每小时二十公里，幸好司机同志没有照他们的命令去做，才没有造成伤亡事故。消息传来，并没有吓倒我们工人造反派，反而使我们的信心更足，勇气更大了。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步行到安亭，以示决心和那里的战友们共同战斗，向旧市委臭老爷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
10日下午5时许，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铁路旁的小道出发了。里面有抱着小孩、怀孕的妇女，甚至有撑着拐杖的瘸子，他们坚定地表示：“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去。”
队伍里“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许多工人同志在旱桥上招手致意，红卫兵小将跑上来握手相送，沿路革命群众和我们一起喊口号。冷风，雨，小路，加上老保有意带错路，又多走了七十多里，大家并不感到劳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主席的诗句为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没饭吃，没水喝，同志们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流下了兴奋的泪水。艰辛的步行从10日下午5时起到第二天凌晨三时，整整十个小时，终于和大队部汇合了!有多少同志从对方手中接过仅有的一点茶水、干粮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造反派的心连在一起了。
由于曹贼的阴谋诡计，北上的队伍被分割成南京、安亭、上海三段，电话、电报均被切断，和外面的联系断绝了。
许多同志连饿四顿，在火车肚下冰凉的地上过夜，寒风刺骨，飢寒交迫，渴了只好喝河里的水。劳累、气愤、飢饿、寒凉使得喉咙哑了，身体发软，却得不到一点药物，然而人人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罪该万死的旧市委，派出大批特务和老保，跟踪而来，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幌子，企图分化瓦解北上控告队伍。他们还诱骗家属前来“劝说”，利用感情来软化亲人，手法十分恶毒。
当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赶紧派了大批局长、部长、书记之类的大干部，送来了大量面包，并叫造反队员凭工作证登记领取，妄图“秋后算账”。造反队员宁饿不吃，当即把咬了一口的面包又扔了回去，连口中的那一口也吐了出来，狠狠给了这批坏蛋们一记响亮耳光!
革命造反派搞不垮。为了克服困难，有的同志变卖了手表，把钱给大家用。交大反到底等组织的革命小将们及时送来了面包和充满盐分的罗卜干，表现出深厚的阶级感情，有力地支持了工人造反派的正义斗争。
上海旧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九日大会起就一直在收集我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十六位同志的黑材料，并将三名同志判处死刑，三名同志判处无期徒刑，其它根据情节不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分配好劳改地点，准备疯狂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11日上午10时，韩哲一与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他们隐瞒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委就地解决问题的指示，反而挑动工人北上，以便达到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反革命目的。
张宝林回忆说，正当工人造反队准备前往北京的时刻，张春桥同志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问候，于12日上午八时抵达安亭。喜讯传来，整个安亭都沸腾起来了。工人造反队员排好队伍，在倾盆大雨中不戴帽子，不顶手绢，表示了对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无比尊敬和控告决心。
大家围在张春桥同志的车子旁争抢话筒，控诉上海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31厂有个老工人在控诉中昏倒了过去。大家的脸上早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口号声响彻云霄。
张春桥同志在长达八、九小时的控诉会上耐心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控诉，向大家做了许多安慰和解释工作。张春桥同志表示要坚决支持我们，他说：“如果我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不回北京。”
张春桥同志进一步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上海。经过讨论，我们派了代表继续步行去京，其余人都回沪参加战斗。
11月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当日，造反队员陆续返回上海。接着，这些人便商量办公地点、做旗帜、印制红袖章和召开成立大会。
安亭事件时，工总司北上并在安亭拦阻火车，导致沪宁线中断了31小时34分。
这次事件不仅有红卫兵的策划，连与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谈判都有红卫兵参加。
红卫兵组织还联合发布了“安亭告急”的《告全国革命同胞书》支持工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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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阶级被推上了文革舞台后，那些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女们纷纷踊跃地加入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上海红卫兵继北京红卫兵后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时传来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11月25日、26日两天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这次，采用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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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在上海各大、中学校、机关外地学生接待站和车站、码头普遍张贴。
部分外地同学表示：“中央通知太及时了，我们应尽快回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外地学生提出要上海解决去北京的车票，有的立即出发进行徒步串联，有的交换两地车票继续串联，有的要求继续留在上海（如福建某校学生准备在上海住到次年4月，长春九中几个学生拿了车票不上车又回到住宿地），有的甚至对通知表示怀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新北大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认为中央通知中所说“劝说”，可理解为“可听可不听”。至18日统计，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因患重症急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已前后死亡12人。这些学生的病情特点为暴发性急性传染病、慢性病急性发作等。
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串联的通知开始生效。据统计：当天全市共接待外地来沪学生129907人，但离沪学生人数减少。同时，有关方面对11月25日到达上海的4辆列车进行调查，70%的学生属违反中央11.16通知来沪串联。
有的越站来沪串联，如有洛阳学生从西安返回，不下车直达上海；有的返程途中遇大城市下车，如有苏州学生从金华返回，沿途在杭州、上海串联；有的北京学生从天津、烟台南下来沪。另有在外地的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换票，致使外地学生到沪。
11月26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驻沪部队、各区接待办公室干部会议，研究外地学生返校的运送工作。市人委机关、静安区和普陀区分别介绍了经验。会议强调返校运送工作也要突出政治，具体做到先来先走，分期分批、照顾重点，尤其做好对100人以上团体的登记工作。与此同时，因上海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沪后，接连发生驱赶外地串联学生的情况，如十五中学、继光中学的上海学生张贴出布告，要外地学生限时离校。
11月27日，市接待办公室决定向外地离沪学生赠送别于胸前的有机玻璃语录牌，执行方法为：大、中专系统原则上采用外地师生办离校手续时赠送语录牌；各区接待站原则上采用发车、船票时赠送语录牌。当天，各接待站共领去语录牌24万枚。
11月30日，上海气温急剧下降。
12月1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决定新制棉衣1万件，其中5000件劳动防护棉衣用来更新各工厂企业的旧劳防用衣，再将旧衣借于学生。新棉衣每天生产1100件左右。计划分配给市人委机关2000件，各区2400件，其余600件调剂给各大中专校。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1000套，已分配各接待站800套。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200件，已发给各区100件（查原件）。向旧货商店购买棉衣300件。向区民政、体委筹集200多件。至此，向已确实困难的在沪外地学生发放棉衣5000多件。
自12月8日起，上海进入与返回的外地串联学生均保持在每天2万人左右，在沪外地串联人员稳定在12万人。至12月12日统计，在沪外地串联学生为115405人。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人次。
在停止革命大串联前，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6%，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
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出现了造假的高枝术，造假已到乱真的地步了。文革中有造假吗？偶然翻阅自己在中学时代的老照片，突然发现：那个可怕的1966年也有造假行为，喜欢造假的几乎都是黑七类子女。所谓造假，就是在照相馆里的假天安门背景前去拍个照。
在假天安门前照个相
去不了天安门，那就去照相馆，在假天安门前去照个相，这也是当年的一种时尚信仰。可以在假天安门前，祈求幸福也有我的一份。我也在假天安门前留过影。
文革中的狗崽子是见不到伟大领袖的。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幸福来临了，我终于见到了老人家。
但我的心情那时很沉重，我想找回失去的接见机会，但我真正看到他老人家时，可惜他已经挥不动手了，只是静静地躺在那个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不知他会不会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当年的狗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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