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荒唐大串联
1
我的母校决定成立“红卫兵团筹备委员会”，我被指定为“红筹委”成员，但仅过了三天的时间，学校就通知我，免去了我“红筹委”成员的资格。免去我“红筹委”成员资格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红五类子弟。而那些重新调整组建参加了“红卫兵团筹备委员会”的同学，很快被统一安排去北京串联。
因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外地红卫兵陆续来沪，1966年8月22日晚，近2000上海中学生红卫兵聚集在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
上海铁路局向铁道部请示，铁道部一方面同意免票加挂一班列车，一方面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做工作，建议派少数代表赴京。为此，市委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
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全部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
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掉了4000多人。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学生也分别于9～11日走完。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9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上海组织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领导小组”，规定：中等学校学生每10人推选代表1人，教职工代表按100名学生产生1名代表去京。业余性质的学校学生、农中学生一律不去北京串联。然而除少数人等待市委组织外，大多数人自发组合，外出串联。
根据中等学校学生每10人推选代表1人的决定，我校“红筹委”成员都幸运地接到了去北京接受检阅的通知。
9月中旬以后，上海学生开始自发串联，串联学生由每日5000人遽升为万人以上。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同时，十六铺码头也发生扒船事件，影响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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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开始徒步到北京串联。
10天后的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历程3000里到北京，来到了伟大领袖的身边。
到了9月，大串联队伍就如潮水般地涌入京城。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驻京串连者达7000余人。
大串联时，个个南来北往，人人脚步匆匆，但有几人能天天洗个脚？谁又会在拥挤不堪的接待站住宿点，先脱了鞋，再进屋？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2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安排下讲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
9月2日，又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为全面贯彻“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5日，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由此掀起高潮。
10天后的9月15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3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3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全国掀起了革命大串联运动。
我没想到我的妹妹阿力居然与她的同班同学韦莺和肖华，也串联去了。她那时才14岁。三个女孩留下了一段大串联奇遇记的故事。
阿力刚进入中学就读，她是68届的初中生。文革中的母校已改名为风雷中学。
阿力和她的同学韦莺从小在多男孩家庭长大。韦莺妈妈生了七个孩子，现存活的是三子一女。我妈共生了六个孩子，五男一女，现存二子子一女，妹妹阿力是家中的女王。
阿力和韦莺俩都不喜欢唱歌跳舞，但喜欢体育运动。学校操场上旳单杠是她俩课间休和放学后最喜欢光顾的，在单杆上前翻后翻玩得不亦乐乎。因而她俩练就了翻爬的技能。
在学校运动比赛中，阿力和韦莺还参加过800米长跑比赛，顺利跑完全程，体能也是可以的。
阿力对我说，这些翻爬和奔跑功能在串连时，她们都用上了。
韦莺的父亲是个干部，因此他的哥哥作为学校红卫兵代表去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4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韦莺的哥哥也参加了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
韦莺的哥哥作为学校代表，又是干部子弟，他参加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
据当时参加保卫工作的一些人回忆：
清晨5点钟，毛主席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根据一些解密资料及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当时天安门城楼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 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平台乱串了。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5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韦莺听她哥说，他参加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时，非常激动。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
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
9月中旬，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并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增加到了100万。
第三次接见，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3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出来了，但名次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6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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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阿力和肖华一起到韦莺家玩。韦莺哥正在和他的几个同学谈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大串联的事。
那时阿力、肖华、韦莺三个女孩都是初中六八届，要比高中六六届小五六岁。
当韦莺向他哥哥提出，她也要去大串联时，他哥哥说，
你还小，一个人去串联不安全。
韦莺急了：我和我的同学阿力和肖华一起去，我们是中学生了，可以互相照顾的。
韦莺哥想了想说：“你要去串联，得经过父母同意。你的同学也要经过家长批准。”
韦莺很快得到了父亲的批准：你们很年轻，应该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我参加革命时年龄比你们现在还小呢。
很快，阿力和肖华也经过母亲的批准，同意她们一起去串联，但要求她们每到一地就要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
7
在韦莺哥的安排下，他让三个女孩与他的同学唐英姐一起出发。唐英姐与她的几个女同学正准备去江西串联。
唐英姐能说会道，精明能干。
唐英姐对三个女孩说：我是这次赴江西串联的红卫兵带队，我们都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还带着我们的红卫兵旗帜。可是，你们都不是红卫兵，串联时会遇到麻烦。因此，你们不能跑远了。我们去江西要经过苏州。你们可以到苏州站下车。
唐英姐还特意叮嘱三个女孩：你们是自发串联的，不属于团体活动。因此可以去寻找接待自发串联的接待站。不要去红卫兵团体接待站。
1966年10月6日，郑韦莺、阿力、肖华三个女孩离开上海，随同唐英姐带领的红卫兵串联队乘上了去往江西的火车。
三个女孩在苏州站告别了唐英姐带领的红卫兵串联队。
女孩们出了苏州火车站，就能看到设在那里的好几个串联接待点,这些点是专门接待来串连的革命小将。
这些接待点有专门接待红卫兵团队的，也有接待自行串联的。
那时，三个女孩中韦莺个子最高、但也属于矮的，肖华比阿力个子高一点点。
阿力说，我和肖华上课时都坐第一排，韦莺按照身高排座位应该能排三四排。因为近视，所以被按排在第二排，坐阿力后面。阿力小学毕业时身高只有1米36，由于三个女孩都属于最矮小的一类，所以也占了很多光。
一些正在等待安排住宿的高中生，对她们很照顾。
当时出来串连的学生中，这三个女孩是最小的一届学生，是六八届初中生。因为文革开始时，六九届的学生都还没进入初中，也就没有学生证，不能出来串连。
在那些串联的学生哥姐们，特别有两个上海出来串联高中生，对她们特别照顾。一个叫强哥，一个叫红姐。
强哥和红姐都不是真名。他俩也没带红卫兵袖章。就凭这一点，可以说他们不是红五类子弟。强国的话更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三个女孩说：你们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会问你们的家庭出身，你就说，我的爸爸是工人。你的爸爸如果是当官的，也不能说自己是干部子弟。因为有人会责问你，你爸爸是不是走资派？黑六类子弟是狗崽子，是不准串联的。
红姐给三个女孩各赠送了一枚井岗山毛主席纪念章，她说。
红姐带着三个女孩去了一所学校，她说：外地学生凭学生证安排住处和伙食。也就是只凭外地学生证无需别的证明和红卫兵袖章或任何证件。
在红姐的联系下，三个女孩被安排食宿在一所小学，教室里男女分开打地铺。吃饭有一日三顿，米饭用大桶装好，在操场排队领取。伙食一般会有小荤肉片或蛋花。能吃饱，无需付钱和粮票。
在苏州，三个女孩住了三天，吃饭睡觉时回学校，别的时间我们满街跑、看热闹和逛商店。因为，强哥和红姐特意对她们说过：不要随便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去学校看大字报和参加批斗会。
因为三个女孩只是抱着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的目的，三天后她们就去火车站凭学生证签了去南京的火车，没有直接回上海。
8
三个女孩第一次串联时去了苏州，在几个上海学生的鼓动下，她们又去了南京，南京基本情况和苏州差不多，也是住学校管吃管住，平时就是逛街看热闹。
但这几个上海学生带着三个女孩也去了雨花台烈士陵园等。
上海学生对三个女孩讲了雨花台烈士的故事。
三个女孩在南京也是住了三天，然后就跟着一支上海红卫兵队伍转而去北京串联了。
三个女孩串联到北京后，与其他串联学生一起被按排在东直门外新盖好的十几橦公房内，那些公房都是套间房。
阿力记得：那时这些公房连门都没装好。
女生按排在内套房，有门。男生住在外套房，没门。
学生们都是打地铺睡觉。北京的伙食差一点，没有米饭，只有淡馒头和菜汤。菜汤是几片黄芽菜叶子加酱油汤，还看不到油花。
三个女孩本想在北京也串联个三四天就走。结果，突然接到消息：通知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3.5公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
阿力回忆说，住东直门串联站的外地红卫兵小将按排在一条毛主席的车子要开过的长安街两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就一定要等到接见过以后再离开北京。
在等待的日子里，在北京的三个上海女孩去了天安门广场、天坛公园……唯一去的大学是北大。那时，北大校园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还有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举行各种批斗会。女孩们没有去凑热闹看批斗场面。因为她们对批斗不感兴趣，也就不再去别的学校了。
10月17日通知:18日早上六点吃早饭，然后分发一天的干粮，每人两个白煮蛋，还有馒头和饼干、榨菜。
三个女孩跑到多个发放点，要了饼干。阿力笑着说，也许是我们人小，特别照顾我们，发放点的人给了我们好几份饼干，我们三个女孩每人得到一大包干粮。
大约7点左右，来了几辆卡车，送我们到事先按排好的那条路上，分两边上街沿站好，等待毛主席接见。
那时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
大约8、9点钟的时候，毛主席的车子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
记得是三辆车，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站在车上频频招手，而路两边的人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那个场面很激动人，好多人都热泪盈框。
三个女孩手上连红宝书都没拿，倒是拿着一大袋干粮。于是只能张着嘴里跟着喊：万岁！
三个女孩都没激动。很平静。
毛主席的车子过去后，串联点的人又用卡车送她们回东直门。
阿力是在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那天见到了伟大领袖，也许领袖是不会记得有三个才14岁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尖远眺他老人家，那时三个小女孩的脚已经好几天没洗了。
9
阿力回忆说，在串连期间我们乘公交也是不买票的。在北京我们住了有十来天，北京的天气渐渐冷了，我们都把毛衣穿上了。
在外面，我们嘴很甜的，总将“哥哥姐姐”挂在嘴上。大家包括外地人都很照顾我们的。可是在串连的学生中，我们的年龄最小，个子也长得又小。
原本我们准备继续往北走，但那些来自上海的哥哥姐姐们告诉我们北上太冷了。虽说有棉大衣，可那是从串联点借来的，上面都是老白蚤，够恐怖的。
听上海的哥哥姐姐们劝说后，三个女孩决定改道去西安。
在北京得知离开时，还能借旅途费二元左右。上海的哥哥姐姐们还传授经验给三个小女孩，学生证登记时不要留真实的校名。就讲破四旧，学校校名改了，自己随便起个校名报上。这以后，她们每到一个地方有借旅途费的，都是自己报的风雷中学。遗憾的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借旅途费的。
阿力的记忆中，三个女孩在西安也是逛街看景游玩，西安印象最深的是高大的城门城墙，还坐了一次马车。
三个女孩离开西安后去了成都，然后又去了重庆。
从上海出来时，三个女孩是买的火车票，有座位。以后的每次乘火车是一次比一次人多，特别拥挤，可能越来越多的学生出来革命串连，也许是免费旅游了。
在串联旅途中，那些上海的哥哥姐姐教会了她们怎么钻空子，在要乘坐的火车班次前一班的列车不管什么方向的，放行进站时就跟着进站，等这班火车开走后找自己要去方向的停靠在轨道上的火车，然后翻窗进入车箱在座位上座好，安心的等待列车到点上人开走。
阿力回忆：每次都会有不少于十几个我们这样的一小群人，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拉一把、推一把的从窗口翻进车厢。有时候车站进站口，没法进站，另外一种办法是在站外沿铁轨走一里多路，总会有一个小的口子能进入轨道线，沿着轨道再往回走一里多路就进入站内。所以再拥挤的车厢，我们都是先期进入站内。
小时候，所有的学生接到的圣旨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需要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去解救他们，把他们从苦难中救出来、解放全人类！大串联，唯一留下的印象是看到了上海以外的中国社会。老三届的孩子们一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到老。这些经历也让三个女孩目睹了一个全新的外部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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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们也懂得去看当地的知名景点了。她们在重庆的串联住宿点是一座学校，因此她们集体去参观了渣子洞，水牢等。当时每个学生领了一份忆苦饭，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窝窝头，实在咽不下。她们悄悄的扔了。
三个女孩在串连的那二个多月中，从来没感到饿过，也许是人小胃口不大，而且分口粮都是人均一份，所以串连在外，她们从来没自己花钱买饭吃。
那时毎到一个地方登记好住宿，每天三顿饭也是住宿地包了，可集体活动也可自己分散活动，吃饭时间回住宿地有兔费供应的伙食。
到11月中旬前后，串联规定开始收紧了，凭学生证登记入住领饭票，需要交点钱，但不多，而且还允许借饭票。三个上海女孩都是借饭票，也没叫打借条，只是要凭学生证在登记薄上登记了学校名和姓名。而她们都是说校名改了，叫风雷中学。而登记的人就会填风雷中学。
三个女孩重庆玩够了，就又乘火车去往贵阳。
11月下旬后，各地火车都非常非常的拥挤。应该是出来串连旳人多了。
火车的座位下睡的是人，行李架和椅靠背上到处坐人，走道是水泄不通。反正大家上了火车会在大站下车，中间不会走动，也就没什么埋怨的。
三个女孩到了贵阳，被安排到贵阳供销社，住供销社人数不多，大该十几人，两间房男女各一间，上海人就她们仨。
可喜的是供销社有一对上海支内的上海年青夫妻，大家见面都非常开心。
妹妹回忆说，那个男的有个弟弟比我们早几天串联到贵阳他哥嫂这里，他比我们大两岁，是六六届初中生。在贵阳我们住的好，吃得好，玩得开心！
支内夫妻给我们找了间小房间就我们仨人住，有床。我们吃了好几次胡罗卜红烧肉，味道非常好，（以后自己怎么烧也吃不出那时那味道）。
去贵阳游玩，有他弟弟陪着，我们都叫他小阿哥。小阿哥陪我们去了他已去过和他也还没去过的地方，印象最深的是贵阳那时新发现的一个地下岩洞，那里灯光己配制了，但还没对外开放。因串联开始不久，只对外地串联学生开放，当然知道的人不多。不是小阿哥陪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到的。
我们参观了岩洞，岩洞内有彩色的灯光，有水滴形成的各种似人似兽的各种形状岩石，岩洞很深很大还有地方在滴水，这是我到现在为止见到的最大最原始的岩洞。
这次出来串连前，三个女孩在家时都带着信纸信封邮票，每串联到一个地方都会给家去一封信，让家里放心和知道自己的去向。
妹妹说，可惜那些信一封都没留下。
在贵阳呆得时间多了些，三个女孩可以能收到家中回信了。
三个女孩准备去昆明玩，而昆明与外界连接的铁路，只有贵阳。所以去昆明，必须再回贵阳。
妹妹把贵阳供销社支内大哥的通信地址写在信中，可让姆妈回信。
那时一封从上海寄到贵阳的信，要走七至八天。三个女孩到贵阳的第二天就给家中去信了。
第一次在贵阳时，她们足足玩了一个多星期。然后便去了昆明，那个小阿哥没陪她们去，就女孩仨。
那时成昆铁路昆明段刚建好，但昆明火车站都还没建好。不过火车也能到站，三个女孩是在铁轨边上下了火车。
三个女孩到了昆明，被按排住昆明医学院。妹妹说，因为比较远，有车送我们去的。
医学院有好几橦大楼：实验楼一楼有几间大教室窗帘一直拉上的，听说里面都是死人标本，三个女孩很好奇。
第二天妹妹和韦莺俩终于没忍住好奇性，爬上了窗台，从窗帘缝里往里看，看到好多大玻璃瓶里药水浸泡的各种人体器官，有小孩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还有肺，肝，心等，她俩一点都不知道害怕。但是吴晓华不敢爬窗台也不敢看。
因为实验楼在最后一排，一般没人过来，妹妹和韦莺是爬窗台偷看的，知道被人看见不好，所以叫吴晓华帮她俩望风，看到有人过来喊一声，她们就能跳下来。
隔了一天，妹妹和韦莺又去爬另一边的窗户看，看到的是头和身体的骨架。
死人标本都看过了，好奇心也结束了。三个女孩不再去实验楼了。
妹妹回忆说，昆明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印象中那座桥像是危桥，走上去会抖动。
三个女孩在昆明玩了四天，准备回贵阳。当时昆明火车站没造好，只能在铁轨边上下车。
妹妹说，我们以前提前进站的方法用不上了，只能靠力气挤，我们没挤上火车。
昆明是隔一天才有一趟车开往贵阳的列车，我们在昆明又多玩了两天。
但是我们准备哪天离开昆明的信，在到达昆明时就寄往上海了。等我们结束串联回上海后才得知就是我们没挤上火车的那趟列车在路上出事了，翻了几节车箱。
韦莺家有收音机，能知道最新的新闻。她妈妈听到昆明火车出事后，担心的要死。就开始骂韦莺哥哥，怪他教三个女孩出去串联。
三个女孩每到一个地方会给家去信，并告知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当收到从昆明寄出准备离开昆明日子和出事故是同一天的信后，韦莺的母亲更是每天大骂韦莺哥哥。她哥说，那些日子，他每天被妈妈骂的要死，而且全家都在担心中过日子，一直到收到了她们又到了贵阳的信后才放下心来。
妹妹说，离昆明再回贵阳供销社，几天后收到家中回信，我和韦莺还同时收到汇款各五元。而肖华只收到回信，而且收到信后肖华有点反常，很少说话，一直情绪不高，当时我们还太年少，只以为她是没收到钱不开心。也没多想。而且我们离上海前，文革开始不久，学生不用上课，去与不去学校也没什么关系。串联时也还没人逼问学生出生和家庭成份分类等。那时批斗什么的还很少有。
母亲在信中告诉妹妹说，与她同校同届的邻居阿强讲学校通知在外串联的学生都要返校，准备去串联的也不能出去了，要串联只能步行串联叫拉联。而且学校还组织学生去郊区农村下乡劳动。
妹妹看完母亲的信后告知她的俩个同学，妹妹和韦莺俩说不管它，反正我们在外面，只当不知道。肖华没表态。
三个女孩告别贵阳的支内夫妇，她们去了南宁，在火车站签票时得知只能往回走，不能远行，也就是只能往户籍方向走，不能离户籍方向越来越远。
在妹妹对南宁的印象中，好像老百姓都像农村人，有穿草鞋的，还有挑扁担的。那里，没有文革气氛。
两天后，她们就离开南宁去了柳州。
到柳州后，她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两间教室一男一女，到柳州串联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学校已开始上课，语录和红歌是主课。学校有五分之一学生是光脚无鞋（当时己快到12月了，柳州天气也已转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有带弟妹上课的。
柳州有不少背背篓和穿少数民族服装，包头布戴头笠的人，买东西基本是集市，自由买卖农副产品。也没什么文革氛围。
妹妹说，在柳州我们跑集市穿街走巷看风土人情。在集市上买过一个少数民族的绣花布袋。
在柳州玩了几天，三个女孩就商量着去杭州，然后再去广州，妹妹和韦莺俩己想好与广州串联学生互換车票。吴晓华没说什么。
到了杭州第三天，三个女孩还没玩够，肖华说她广州不去，明天就回上海，妹妹和韦莺怎么劝也没用，她态度坚决。
没办法了，妹妹和韦莺只能第二天送她去火车站。杭州火车站人非常多，那天能拿到的票是棚车，就是运货的无座位的车厢，肖华也坚决要乘，她们只能将她送上车。
那是若干年后，妹妹才知道在贵阳时肖华收到她姐写的伩，告诉她：爸被批斗了，并且学校也有发通知叫她回去上课，并准备去农村学农。
妹妹说，肖华妈妈早年去了香港，我们初中只做了一年的同学，彼此都不太了解家庭情况。她姐叫她不要对我们讲，怕我们知道会看不起她，也怕牵连我们。当时学校里没人知道我们三人是一起出去串联。
肖华回上海后，妹妹和韦莺俩在杭州又玩了几天，看了钱塘江大桥和六合塔，还去了灵隐寺。但只能外面观看，不给进去。去岳坟时，看到的己是被红卫兵砸过的和倒下裂开的碑。西湖是我们仨到杭州当天就去看过，看到西湖边到处是卖竹皮手编的各种式样的比拳头还小的玩具竹蓝和竹叶编的蜻蜓，青蛙等小玩意。很是喜欢。
由于肖华一人先回上海，妹妹和韦莺俩总是不大放心，既担心她的安全，她有点内向有点木纳，又怕她回学校告诉别人她们撒谎改校名的事。
所以最后妹妹和韦莺俩商量还是先回上海，回去后再出来去广州。
在杭州登记住宿时，她俩说校名改了叫风雷中学，登记员说他们按学生证校名登记，每人借了一星期早中晚饭票。那时，从贵阳出来后就已经都不给借旅途费了。
离开杭州前，三个女孩把剩余的饭票都去退了。又去了趟西湖各自买了几个小蓝子和青蜓带回上海。
送肖华去火车站时，妹妹和韦莺得知杭州有来回上海的双层火车，每天一班，夜里发车。她俩离开杭州那天，下午就去了火车站，拿到票后就进入车站，但是她俩没乘那趟车。
串联时期，火车是像公交车一样，先上先坐，后上站着，而且要上人，上到进不去，站不下。剩下的只能乘下趟。
她俩在站内一直等到天黑，看到有那么一小群人，二三十个都是上海人，不约而同去找那辆双层火车，然后互相帮助，悄悄的爬上火车，走到上面一层，找好座位后就安静的等待。等到火车开动进入站台，上满人后，她俩就放心的睡觉了。
回到上海己快12月中旬，三个女孩串联在外，足足兜了二个多月。
11
妹妹回上海后，全国己全面停止串连，再也出不去了。几个月后，学校贴出一张布告，是学生出去串联时在外借的钱和粮票。通知名单上有的同学把钱和粮票交到校务室。这份布告上有三个女孩在杭州所欠账单，好在她们把剩余的饭票退掉了，每人只需还二元八角多和两斤多粮票。布告上多的人有还几十元的，还有的同学没出去过，却被人冒名借的。
大串联结束后，据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报告：由各省市转来上海方面外出串联所借粮款单据为粮票500万斤，现金400余万元。截至1971年底，除查无此人的疑难单据计粮票90余万斤，现金70余万元外，共收回粮票300余万斤，现金240余万元，各种物品2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80%。
回忆这段经历，妹妹对我说：我们也许年龄小和自知家庭成份不好，所以不关心批斗和大字报，可以说我们还有点反感看大字报，我们仨还都不是红卫兵，到文革结朿都没参加过文革的任何组织。政治于我们仨无关。串联的那两个月，外地的大字报没有很多，我们串联出走时上海的大字报也不多。结束串连后，各种组织和大字报才铺天盖地。串联时我们三是个人出去的，也很多是带着红卫兵袖章成小队有组织的，他们是集体活动，会去各种大学、学院，回来后会兴奋的谈论大批判。但是我们从不关心。那时，基本上个人出来的是玩，有组织带袖章的会去院校看大字报。大字报都出现在各院校，街道马路上还不多。
妹妹:串联时对那些有袖章有组织有介绍信的人，住宿基本不和我们这散户个人分在一起。
回忆那些往事，妹妹对我说，我们的串联你是不能去写给读者看的，那就是一次带“欺骗”的“免费旅游”。但那是我们云串联的真实情况。
我笑了，那时你们还是孩子，历史不会对你们惩罚，要追责的是那些发动文革的人，是那些让天真的孩子无故离开校园，失去正常在校学习的人。
我对妹妹说：回忆是一种享受，写作是一种超脱。重温自己走过的路，才会体验自己曾经的自傲和成功。那年，你才14岁，一个小女孩跑得比我更远。你去了北京，在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你踮着脚看到了伟大的领袖，可惜领袖是看不到你这个小孩子的。后来，你们三个女孩又去了桂林、武汉、长沙、南京和杭州，也算够牛的。
三个女孩串联后期和回来后，妹妹才知道：韦莺的爸爸在文革中被批斗，成了走资派；肖华的爸爸也被批斗，被打成了香港特务。
回忆这段往事，妹妹对我说，感谢母亲当时对她的放心放手和支持。使她有了这一段终身难忘的开心的经历。
回望那段历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荒唐大串联。数百万年轻的学生和孩子被政治斗争所欺骗，荒废了学业，失去了最好的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留下的记忆是人性的丧失和暴力的恐惧。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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