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中学时代（1967皋兰路1号张学良故居宅院）
当年学生停课闹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今恐怕也说不清楚。
我在翻阅自己中学时代的照片时，目光停留在自己的一张旧照上，我手托下巴，似乎在思索。我当时又在思索什么呢？身边的毛泽东座像，还有墙头上贴满了领袖的画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跟着毛主席，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但严酷的现实总在捉弄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尤其是年轻无知的朦胧青少年。在愚忠年代里，“是”与“非”、“对”与“错”、“罪”与“过”，总是在翻胃般地搅动得人难受。
我明白太阳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但被扭曲的小树苗仍然会向着太阳生长。我就是一棵被扭曲却又倔强生长的小树。
中国古圣人说过的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当代教育也说过这样的话：“撒什么种籽开什么花”。
一粒小小的不良歪脖子树种，籽不红，根不正，能变成祖国的花朵吗？
我的心灵自小就被扭曲了，我在反叛中不断挣扎，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延着巨石的缝隙拼命去寻找出头冒芽的生路，我终于活了下来，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
我翻阅着自己在文革时期的老照片，又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我正爬在河边的一棵歪树上。也许这就是我初中时代的梦想：即使没人在乎这棵不正的小树，再扭曲的小树靠着泥土、水分和阳光，总能生长。
看着这张旧照，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多少年过去了，被扭曲的小树苗长大了，我还在思索少年时解不开的謎。
2
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就忘不了文革那些事，自然会说到红卫兵。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支配下产生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一种群众性组织。红卫兵也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一般说来，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的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的学生团体。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一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预科651班黑板上所贴的小字报上开始使用“红卫兵”这个名称。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红卫兵曾经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有关。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热烈地支持。
此信作为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而红卫兵也自此由地下转为公开。我和同学们都传阅过那些传单，传单上到处流传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内容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弄堂和学校。大字报说，“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的大字报。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毛泽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就宣告：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
同日，毛泽东又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上述问题都作为了全会文件，发给与会者讨论。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内容共分为十六条，因此又简称为“十六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已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明确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8月 9日全国报纸全文公布。记得学校组织的最后一堂课就是学习《十六条》。
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立场鲜明地支持红卫兵，在8月至11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人不等，总数达1100多万人。
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分不开。
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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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亲自到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北京市正式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 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出的工作组结束了镇压学生运动。
同日，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成了惟一的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其结果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1966年8月16日，在中央文革策划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表示对他们行动的“热烈地支持”。从此，北京学生、“红卫兵”走向全国 “煽风点火”。
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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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真正搞了起来。
在50多天时间里，抓捕了北京各大学校学生1000多人。毛泽东表示：“这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
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具体所指？
“这五十多天”指的是什么是那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所指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有何证据？
当年的报章和传单都有了说明：
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
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66年6月初到7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2年的右倾”、“1964年的形‘左’实右”指的是什么历史事件？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1964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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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批斗“牛鬼蛇神”之风迅速在各高校蔓延。
8月4日下午，华东师大学生给批斗对象戴高帽子，鸣锣游斗。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工11%，3人自杀而死，2人自杀获救。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批斗“牛鬼蛇神”在上海掀起了红色风暴。
8月5～8日，复旦大学56名教授和干部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被揪斗。
8月8日，上海财经学院播放中央负责人讲话录音。会后有95名干部和教授被学生戴上了临时用废纸篓、铅桶、痰盂做成的高帽，并被拖到操场下跪。
8月9日，同济大学城建系学生给校党委书记戴上用西瓜皮做成的帽子，身上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纸条，在校园内游斗。
8月11日，上海体育学院60%的正副教授身上被浇了墨汁，贴着纸条，跪倒在食堂前示众，有的还遭受拳打脚踢。上海外语学院80多人身淋墨汁，背披字条，在煤屑跑道上爬行。
8月12日～13日，上海第一医学院123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遭受游斗。
另据不完全统计：8月13日～15日，上海各区有30多所中学发生打人、罚跪，共斗了114人。
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规定，并电话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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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拾起中学时代的记忆碎片，拼凑起那段破碎的历史，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愤怒、绝望而伤心的年代。
高考和中考被突然废止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是废止高考的强力推手。我们这些刚跨入中学校门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方向。学校停课了，我们又能干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从云层争斗，席卷到全国上下了，敢说敢为的红卫兵运动正在颠覆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唯一继承的就是封建专制的“出身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血统论被染成了红色的标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家庭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
在文革刚起步时，我也被校方推荐为“红卫兵筹建委员会”成员，只是才过了三天时间，我就被解职了，理由很简单：你不是红五类子弟。你的血统不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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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红卫兵”，也就是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其实都是血统红得发紫的革命干部子弟。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总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其中黑帮是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文革一爆发，“出身论”便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子女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开始后，绝大多数家庭子女就变成“混蛋”了。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受到接见的红卫兵统统是经过组织层层挑选的红五类子弟，“狗崽子”们是休想到天安门广场见到老人家的。
“8·18”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彰显了红五类子弟的革命性和彻底性。
如果与现在的年轻人谈论起这些往事，那简直是在讲天书了。唯有共和国同龄人才会对你苦笑一番，当然不会再有当年的狂笑之状了。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如果说语言上有什么差别，那却并不大，无非是多了些流行的酷词罢了。但年轻人讲话的内容却常使我大惑不解。他们正在使用着与老三届一代完全不同的辞汇，这些辞汇多是 “房子”、“金钱”、“试婚”、“几段经历”和“Q群”、“微群”，当然还有“慈善”、“爱心”、“自主”和“民生”， 辞汇背后有着与我们那代人截然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些不同和区别，才使我想起了那个已经流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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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14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170多人于8月26日抵沪。
这批北京红卫兵是分散南下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就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一〇一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
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各校时，各校的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上海各报报导了北京红卫兵来沪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师生与团市委、市学联联系，要求介绍北京红卫兵去串联。
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声称：“到上海来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向市委提出解决印刷宣传品、免费搭乘公共汽车等要求。
与此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的市民和学生发生多次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市委是不是革命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正确的？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十六条？
8月28日下午，应北航等北京红卫兵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见了北京红卫兵。
8月3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会见北京学生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出席。
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求见曹荻秋，并与企图阻拦的工作人员及不同观点的上海学生、工人发生扭打。在上海红卫兵的协助下，北京红卫兵冲进了市委机关大楼。
8月31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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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海市委大楼对面的墙上贴出退休工人、老工人等36人署名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并预约在静安公园与不同意见者“辩个明白”。后大字报又套红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9月3日，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八中、八十七中、育英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医学院等300多红卫兵到市委机关，曹荻秋、杨士法、张祺分别在市委机关办公楼、静安区文化馆、市委接待站等处接见了5批100多红卫兵，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说明和解释，但红卫兵仍围在市委门口不散。
9月4日，围聚在市委门口的红卫兵增至1000人。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架设广播台，宣布上海市委已经“烂掉”，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话，并多次和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有100多名北京红卫兵砸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沿着落水管攀爬冲击了市委大楼。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晚10时，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接见了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欢迎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炮打司令部”，揭发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再次强调欢迎来沪的外地红卫兵，指出北京和上海的学生要团结起来。
9月5日，曹荻秋再次会见并回答了北京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并表示欢迎揭发。当时大批的上海工人、学生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听取会议实况，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在门外安装了拉线广播，1万多人冒雨坐在马路上收听。晚8时，市委机关调派20辆大客车将北京红卫兵送往住地。
9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沪，总部设在上海体育宫，下设纵队、支队。总部人员到达时，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并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40多名工人模范举行座谈，与上海学生代表在学联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八三〇”、“九四”事件的问题，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根据掌握的事实作了介绍。
此时，全国媒体开足了宣传机器，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了红卫兵。
9月20日，北京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在国际饭店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布《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并用大嗽叭命令外宾下车走路。北京红卫兵还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和里弄殴打“牛鬼蛇神”。
毛泽东于10月1日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10月初，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开始在上海设立联络站，全面参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扭曲的小树（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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