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黄浦江畔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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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风雨之中，无意间却栽下了许多倔强的生命。无情地暴风骤雨在摧残花儿，却又当作显赫的功劳存放在自己的档案中。暴风雨的电闪雷鸣，像是在测试着我的软弱与坚定。风雨是如此狂暴，却也在荡涤人世的污秽。
在那个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雨夜，我正在诅咒风雨的狂暴，它不应该虐待柔弱的花草，我们还都是孩子，可是却经历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折磨。
我的中学同学洁明和我坐在校园的操场边上，他正含着泪对我说，他的母亲被红卫兵捉走了，说她嫁给了一个反革命分子。
我无法安慰他，我也是个孩子，在血统论横行的年代里，我已是一个狗崽子，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母亲是否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因为父亲已从一个革命军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洁明对我说：“我是在1955年6月1日加入少先队的，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操场上举行入队仪式。我那时心跳个不停。仪式很神圣，很庄严，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去了。由少先队员组成的鼓号队击着鼓，吹响号，我们在少先队队歌声中，老少先队员们为我们带上了鲜红的红领巾。这是我由生以来最动感情的一次。我把这当作自己政治生活的开始。”
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入队时必须穿白衬衫、白球鞋。我母亲特意用粗制的白布为我特意做了一件新衬衫，虽然比不上同学们的衬衫白，但这是我第一次穿上了白衬衫。家里买不起白球鞋，我就将黑布鞋用白粉笔涂了一下，也许想起来有点可笑，我的心里却多了许多忧伤。
我们入队时都必须宣誓。誓词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时刻准备着”和“奋斗终身”。这几句话是必须记住的。但在那个时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早已铭刻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心中。不过，现在年老了，誓言没敢忘记，却讲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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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学教育，主要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学生灌输对组织的信仰，要在50年代取得这件事的成功，显然困难重重，因为“解放”后，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将自己的教育工作与党的目标结合起来，相反的是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充满了更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思想。
党的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不只是在课本上增加英雄人物故事，更需要训练一大批新的革命教师队伍。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转业后也就走上了教育岗位，当上了一名重点中学的校长。他的任务，就是实现党所承诺的大众基础教育。这项任务有多艰巨呢？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生，但到了这个年代末的1959年，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了。我只是这9000万分之一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小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政府意识到无法在农村完成严格的基础教育，于是就将重点放到了城市，集中精力去改变城市教师的思想和工作，中国教育系统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化。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停留在孔夫子的那一套教育方针上，也就是“君权”高于一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只要顺从君王，就能“学而优则仕”。对百姓，那就是“民可使之而不可知之”的愚民政策。
在这样的孔教思想下，棍棒底下出孝子，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屡见不鲜，并且成了教育要素。
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生体罚和斥责的教育方法被完全禁止了，但以恐惧惩罚手段让学生顺从的方法取消了，换来的却是以诱导的方法让学生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根据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这一前提，孩子们被认为充满着需要正确引导，以其发展他们的潜力和个性。学习应该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强行接受别人的教育。死记硬背更是被认为是学习中的大忌。但中国式的教育，依然是推行死记硬背式地教育，在那个年代，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所有的成人都要背诵毛语录，教育必需与党的目标相一致，为了党的事业，面对组织的需要，所有的人必须自觉地牺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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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教育，就必须从无条件服从组织的需要起步，服从权威的训练，也就是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抑制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按照党的要求去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但中国式的教育并没有抑制竞争能力，相反，更多的学生是在竞争中长大的。这种竞争，更多的不是表现在知识与技能地掌握上，甚至学习的成绩上，而是在政治品行上的表现。优秀的孩子可以先参加少先队，随后是入团和入党。候选人竞争，这是积极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生大事。
我的少年时代，就有了强烈地服从党的需要的价值观。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政治教育，学校还高度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少先队活动，或者组织兴趣小组、义务劳动、歌舞演出、植树造林、慰问军属，有时还要上街宣传不准随地吐痰，拍苍蝇和围剿麻雀。
孩子们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增强劳动观念，最主要的就是成为先进组织的一分子，只有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才能获得这份殊荣。如果胸前没有一条红领巾飘荡，那就会成为一个被遗弃了的孤儿。
为了增强纪律性，孩子们通常被编成严密的组织单位，少先队还分成大队、中队和若干小队，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组织学习和交流。孩子们都懂得：谁要是说了非正统的话，那就得挨批评，甚至惩罚。
教师在这些组织活动中，常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教师会引导性地启发孩子们去表扬某一个学生，也会引导孩子们群起批评某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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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走进中学时代时，教师的作用减弱了，学生们可以自己组织活动，进行自我教育。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些班干部和积极分子。
通常情况下，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在组织活动或班会上讲假话、空话和套话，谁都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如果讲了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话后，将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中考和高考中止了，学校显然变得毫无生气了，没有了组织活动，也看不到老师和同学，绝大多数的初中生都闲在家里了。
我有不少时间是化在看街头的批斗会和听红卫兵们的大辨论。
文革初期，在对待出身问题上，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了很大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剥夺了非红二代子女的政治权利。一些特殊的积极分子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反动的血统论，迫使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一些曾经是积极分子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这些革命青年的热情被窒杀了。高层的争斗，已经演变成红二代的较量了，积极分子的队伍正在缩小。当年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谭式人物，直至今日，说起这些后来也成为狗崽子的谭式人物，相信曾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人，仍会咬牙切齿。然而，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和愚忠善良的民众，是永远读不懂复杂而残酷的政治的。
在这风雨之夜，我和我的同学洁明想了很多，却也很无奈，在血统论尘嚣甚上的岁月里，哪有我们这些狗崽子的前途而言？那时的我们还十分年轻幼稚，又如何会知道云层里发生的事？
只有在今天，才略知一些那个时代背后的故事。
如果说那时我们很迷惘，其实今天的我们仍然很迷惘，老百姓是永远不会理解那些口号背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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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统论尘嚣甚上的岁月里，传播血统论的是那些所谓的北京红二代。这些红二代打着父辈老革命的旗号，不断地涌进上海大都市。
上海接待北京和外省市红卫兵的数量每日剧增。因外省市师生陆续到达上海串联，1966年8月15日，上海以市学联为主成立了“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各区设立接待站。自8月15～27日，共接待北京、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大中学生901人。其中北京学生512人，除161人住上海团校，其余分散居住在全市大中学校。
至9月2日统计，全市共登记接待北京及外地学生10759人。至10月9日统计，全市已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 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等。
1966年10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各部委、市人委各局、各区委、各大学党委负责干部会议，王一平宣布为加强对外地学生接待工作的领导，市委决定成立“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李干成任组长，张浩波（兼任办公室主任）等任副组长。下午，李干成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落实了30～50万人的住宿方案。
会议决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生活组负责日常工作。大学、中专的接待工作分别由高教局、教育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区统一思想，落实接待方案。
当日下午或晚上，各区传达了市委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黄浦、南市、闸北等区召开了学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卢湾区召开街道办事处主任会议，统一思想，落实工作。南市、长宁、卢湾、静安、徐汇、普陀等区均建立了区委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区接待办公室一般都有工作人员35人左右。
接待工作最突出的矛盾是棉被问题，除向机关、企业、医院抽调以外，卢湾、南市等区还从群众中商借，其中卢湾区借了5400多条，南市区借了3500多条。
1966年10月23日，北京、哈尔滨、郑州、徐州、株洲均有直放上海的列车到达。原因是在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的学生大批南下，北京、广州等地只出不进。晚10时，车站、码头聚集2万多外地学生。据统计，上海全市全天共接待外地学生72305人，在沪外地学生突破30万。
10月24日上午，上海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原接待30万人的方案已突破，当前必须采取措施，落实接待50万外地学生住宿的计划，并研究制定全市接待80万人的方案。
具体计划分配如下：市级机关负责接待10万人，大学、中专接待12万人，10个区接待33.6万人，其中虹口、杨浦、南市各接待4.2万人，静安接待3.5万人，闸北、黄浦各接待3.1万人，普陀、卢湾各接待3万人，徐汇接待2.8万人，长宁接待2.5万人（以上共计55. 6万人）。
与此同时，据各外地来沪学生接待站报告，由于天气转凉，旅途疲劳，外地来沪学生患病率大幅上升。报告称：每个接待点平均每天就诊数达200多人次，有些接待点已发现流行性传染病，如普陀区光新中学有4人患暴发性痢疾。同时，住院的外地学生已达50多人，其中10多人病情较重。长春市一学生患心脏精神性梗塞症，武汉一学生脑癌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据各接待站报告，外地来沪串联的学生多次发生打群架和偷窃的事件。
10月26～27日，北方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各区接待办发动群众筹借棉被10万余条，市接待办调拨棉被8.7万条，市人委机关、各大专院校、中专自筹棉被20多万条，基本上保证两个学生能合盖1条棉被。市接待办又从有关部门调拨20万斤库存稻草，供铺垫用。各区也采取措施，如普陀区增发草垫2万条，并动用民政局用于救济的旧运动服。南市区向居民借棉被14764条。许多居民将棉被拆洗干净，并写上“向红卫兵致敬”、“支持革命大串联”等字样。
据10月28日统计，在沪外地学生41. 29万多人，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已达1306782人。由此外地学生离沪的水陆交通紧张，北上火车票已登记至11月5日，11月3日前的南下火车票已发放完毕，船票也发放至11月6日。
10月31日晚，上海真如接待站正式开放（接待工作人员72人），日计划8趟列车到站，配备运送外地学生的汽车30辆。当晚共接待6000多人。至11月17日，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共达2765291人次。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在上海各大、中学校、机关外地学生接待站和车站、码头普遍张贴。部分外地同学表示：“中央通知太及时了，我们应尽快回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外地学生提出要上海解决去北京的车票，有的立即出发进行徒步串联，有的交换两地车票继续串联，有的要求继续留在上海（如福建某校学生准备在上海住到次年4月，长春九中几个学生拿了车票不上车又回到住宿地），有的甚至对通知表示怀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新北大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认为中央通知中所说“劝说”，可理解为“可听可不听”。至18日统计，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因患重症急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已前后死亡12人。这些学生的病情特点为暴发性急性传染病、慢性病急性发作等。
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串联的通知开始生效。据统计：当天全市共接待外地来沪学生129907人，但离沪学生人数减少。同时，有关方面对11月25日到达上海的4辆列车进行调查，70%的学生属违反中央11. 16通知来沪串联。情况如下：有的越站来沪串联，如有洛阳学生从西安返回，不下车直达上海；有的返程途中遇大城市下车，如有苏州学生从金华返回，沿途在杭州、上海串联；有的北京学生从天津、烟台南下来沪。另有在外地的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换票，致使外地学生到沪。
11月26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驻沪部队、各区接待办公室干部会议，研究外地学生返校的运送工作。市人委机关、静安区和普陀区分别介绍了经验。会议强调返校运送工作也要突出政治，具体做到先来先走，分期分批、照顾重点，尤其做好对100人以上团体的登记工作。
与此同时，因上海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沪后，接连发生驱赶外地串联学生的情况，如十五中学、继光中学的上海学生张贴出布告，要外地学生限时离校。11月27日，市接待办公室决定向外地离沪学生赠送别于胸前的有机玻璃语录牌，执行方法为：大、中专系统原则上采用外地师生办离校手续时赠送语录牌；各区接待站原则上采用发车、船票时赠送语录牌。当天，各接待站共领去语录牌24万枚。
11月30日，上海气温急剧下降。12月1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决定新制棉衣1万件，其中5000件劳动防护棉衣用来更新各工厂企业的旧劳防用衣，再将旧衣借于学生。新棉衣每天生产1100件左右。计划分配给市人委机关2000件，各区2400件，其余600件调剂给各大中专校。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1000套，已分配各接待站800套。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200件，已发给各区100件。向旧货商店购买棉衣300件。向区民政、体委筹集200多件。至此，向已确实困难的在沪外地学生发放棉衣5000多件。
自12月8日起，上海进入与返回的外地串联学生均保持在每天2万人左右，在沪外地串联人员稳定在12万人。至12月12日统计，在沪外地串联学生为115405人。
6
当北京和外省市红卫兵陆续到达上海串联时，我的母校上海市第22中学却没有接待任务。
文革风已蔓延到上海，我和几个同学重新回到久违的学校，母校依然很平静。
但我听说发生了一件事：同班的一个同学与篮球队的阿雄等几个同学闯下了大祸。他们结伙到西郊公园，翻过竹围墙，在偷老虎吃的肉时被捉住了。
偷老虎吃的肉？这怎么可能？
原来，他们走到关老虎的铁笼前，先用一根竹杆挑逗笼中的老虎。老虎爱到惊吓，就会后退，那是准备反扑的姿势。也就是在老虎后退时，他们就用竹杆去拨弄扔在地上喂养老虎的那些肉。如果老虎真得扑过来怎么办？他们的就用竹杆去戳老虎的大嘴巴。
出事的同学并没有受到处罚，江校长通过周旋解决了那件事，也原谅了他们。
江校长还特意找到我：“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你们都是同学，不要歧视犯错误的同学，你要帮助他放下包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天，我在吃午餐时，正好带的盒饭里有块咸肉，我就给了我的同学阿雄。阿雄不愿接受。在我的坚持下，我看到他噙着泪吃完了那块咸肉。我对他说：“我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家庭里，不同的父母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有一点，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同学，同学不分贫富贵贱。你要振作起来。”
我对他谈起了理想。一个人活着，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理想是力量的泉源、智慧的摇篮、冲锋的战旗、斩棘的利剑。人生的真正欢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标。
也许生活告诉了我：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古人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很有道理。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有理想的、充满社会利益的、具有明确目的生活，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和最有意义的生活。人需要理想，但是需要人的符合自然的理想，而不是超自然的理想。
我对阿雄说：“生活中没有理想的人，是可怜的。我们只有知道了通往今天的路，我们才能清楚而有智地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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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的理想并非自己所说的那样。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有根据的合理的想象，与空想和幻想有所不同，幻想即为毫无根据的想象，如不切实际，祈望立马改变世界等等。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巴金写的《秋》，巴金说过：“还有许多理想的人物，这都是些云端上的影子，不会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我突然间也变成了那云端上的影子，因为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文革初期，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发起了一个人类史上最特殊的红卫兵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我所在的中学也接到了通知，广播中说：学校正在筹建“红卫兵团”组织。也许是阴差阳错，校方指定我作为班级里的代表，我居然当选这个“红卫兵团（筹）”组织的成员之一。学校广播里还宣读了有关成员的名单。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红卫兵团筹备委员会”是个什么组织，但我相信，这是学校的安排，也是对我的信任和肯定。至少，我知道学校里也要建立红卫兵组织了。
当时，我立即受到了班主席的攻击，他很不服，为什么他就不能成为“红筹委”的一员。
我对此一笑了之，但很快就再也笑不出了。
北京红卫兵席卷上海，上海各中学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第22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起步较晚，但也正式商定成立“红卫兵团筹备委员会”。
这个“红卫兵筹备委员会”成立才过了三天的时间，学校就通知我，免去了我“红筹委”成员的资格。
但当我正感到莫名其妙时，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上面传达圣旨了：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黑六类又多了一类），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
我因为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父亲被打倒后，我已滑落到这“黑七类子女”行列了。
因此，宣布我成为学校“红卫兵团（筹）”组织成员才三天的时间，我就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
“红五类子弟”开始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黑七类子女”，有的还借出身问题挑动红卫兵批斗“黑七类子女”……
回忆起这些往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出身不好的子弟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
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在前团市委的指示下，一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教师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红五类子弟”另眼看待的。否则，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也许很多同学记不得这件事了，对我而言，却刻骨铭心。
我从此彷徨在黄浦江边，失落在迷惘之中。
免去我“红筹委”成员资格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红五类子弟。
往日的理想，对我来说已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自己盲目所设定的，自己希望达到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向往的奋斗前景，是属于未来式的，只是抽象的一个理念，如共产主义理想、理想生活方式、人生的理想、理想的社会制度。
那些重新调整组建参加了“红卫兵筹备委员会”的同学，很快被统一安排去北京串联。
突然间，我明白了：真正能够属于自己的理想，还是踏实做事，从小做起。
理想具有社会性。理想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理想的社会性是指理想不是离开社会的孤立的个人的随意想象，而是由社会制约和决定的想象。
在上世纪60年代高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社会里，理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形成的理想也各不相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人们的理想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阶级的烙印。各阶级统一的理想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属于什么阶级？我还只是一个初中学生。我所有的理想不再五彩缤纷了。我理想的翅膀已经折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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