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母校时与江先福校长合影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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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月风暴革命”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两次文革大动荡后，中央确认“革命委员会好”，一场惊天动地的“夺权”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便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的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经历了“军事管制”，即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稳定混乱局面，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了“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在那时，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区别，合为一体；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军队和工农“造反派”代表掌管大政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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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并不意味着动荡结束。相反，全国夺权斗争开始升级，到处是“夺权”的擂台辩论会。
在军管会派军训队到中学后，有些军训队负责人，仍有血统论影响，偏袒“出身好”的学生，引起一些黑七类子弟的反弹。一些学生的过激行动，就会被指责为矛头指向解放军的行为。
红卫兵组织随着势力扩大爆发了权力分配纷争，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并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从1967年4、5月开始，重庆的“8•15”派与“反到底”派造反组织，因“革命观点、思想”不同，而多次展开广场辩论，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
5月23日，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肉搏。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解放军指战员也遭到毒打。大规模与小规模武斗遍及全市各区，直至动用抢、炮。
那时的四川为战备三线建设重地，兵工厂颇多。结果死伤无数，“战友”的牺牲更激起新的“战斗激情”，导致重庆武斗绵延数月。至今重庆沙坪坝区仍有当年所建的红卫兵暨文革死难者墓群，而这只是文革武斗死难者的冰山一角。
全国各地武斗起因及过程大致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然，在“革命”的大旗下也夹杂着种种复杂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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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5月，围绕武汉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与否,“工人总部”派与“百万雄师”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时时发生。“百万雄师”成立于5月16日，号称拥有120万人。
1967 年7 月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又说，“现在江苏、安徽大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的“好人打死坏人无罪”的言论更是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们的斗志。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武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于同日由四川到达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连续召集会议，讨论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周恩来则要武汉军区主动承认错误。
7月19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激起了“百万雄师”民众的愤慨，并开始上街游行，声讨王力。
次日晨，“百万雄师”发生了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他们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把王力强行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并限制自由，并将王力打伤。此次事件中，被打伤残、打死的官员、军人、民众达184000余人。
武汉“7·20事件”是仅次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武汉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林彪、江青称“7·20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是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但在毛泽东“南巡”时，他的文革干将“王、关、戚”纷纷落马。毛泽东后来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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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局势急剧恶化，举国了震惊。那年全国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很多，如：青海西宁“二二六”武斗事件、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湖南怀化武斗事件、四川宜宾大武斗、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民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已达内战边缘。
1967年堪称全国武斗年，说内战也无不可，死于武斗者和物质财产的毁损、工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难以计数和估量。各地区的武斗，大多以省、市为单位，最终上北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谈判、协调得以平息，走向所谓“造反派大联合”，然后在军事管制的前提下，成立“革命委员会”。
文革武斗延续到1968年8月，才逐渐平息。
当时，有些学校的造反组织借纪念五四为由，携来外校“老红卫兵”在学校举行集会。此举被视作向造反派挑衅，是为血统论翻案的行为。双方也随即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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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代表入驻上海市第22中学后，我就读的母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江先福校长担任校革委会主任。他属于第一批解放的干部。
很快，支部书记叶希和副书记邵鸣都“解放”了，官复原职。
由于我在校时一直得到江校长的宠爱，当他受到批斗时，我就在同学们的信任和劝说下，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不愿称为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我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火种兵团”。就是这个所谓的“兵团”控制了学校的局势，我成了母校的学生王。
“兵团”没有宣言，没有章程，没有袖标，没有旗帜，没有口号，这在文革当年是难以想像这么一个组织能左右整个中学的运动。那是因为我说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学！”
我们的“火种兵团”组织是唯一不讲家庭出身的学生共同体。我曾要求在校生未经我同意，不得擅自批斗校领导，我成了学校最大的保皇组织，校长、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都得了我的保护。受到保护的还有大部分的教师。
在三位校领导的认可和一致推荐下，我当选了校革委会委员，担任校革委会政宣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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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才17岁的初中学生，却阴差阳错地在校长的举荐下参加了这个校领导组织，负责起全校的政宣工作。
当时随着社会上的武斗开始升级，到了下半年，各种用铅字印刷小报形式出版的《中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报》、《红卫兵战报》，随处可见。在学校招生、办学路线等方面展开了论战。有的报道文章更是以《高干子弟与资本主义复辟》为题，结果在“一打三反”及“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该文被视为“两篇问题大字报”之一。
我在校革会担任政宣组长时期，同样面临了宣传上的责任。究竟如何看待当时的武斗和大联合？才17岁的我，作出了一个至今回想起来也十分惊人的主张。
我对江校长和叶书记说，不准任何学校和单位的组织及个人随意进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不允许外校人员擅自组织辩论会，更不容许出现武斗现象。
我建议：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稳定和安全，学校应该颁发新的学生证。由于当时社会动乱，不能印制新版学生证，我又建议用旧学生证代替，但在旧学生证上加盖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我的建议被时任革委会主任的校长批准了。我至今保留着这张新的学生证，学生证上加盖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是我自己动手亲自刻制的。
学生证上加盖的毛泽东木刻头像印戳，是我自己动手亲自刻制的
但当时的六七届六八届学生因文革暴发，并没有学生证，怎么办？
我设计了新的《新二十二中学工作证》，新工作证由学友严隽復刻制，严隽復还刻制了各种新的校规和注意事项。所有的油印任务都是由学友俞洁明完成的。
严隽復刻制的《新二十二中学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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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时期比文革更加怪诞、泯灭人性。欧洲中世纪也有残忍的杀戮和迫害，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自杀，更没有被害家属欢呼雀跃支持迫害行动。也许有人会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也有人总是将红卫兵说成是妖魔，将文革灾难归咎于年轻幼稚的红卫兵。
我不能也不会苟同于人云亦云，我自小就懂得了独立思考，即使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面对文革武斗大开杀戒时，勇敢地走了过来，历史证明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是清白而且值得自豪的。
人的一生，特别那时期的我，还是一个尚未发育成人的孩子，但我很早熟，已经在努力阅读中国社会背后的故事。想起这些往事，我很知足了。
我重返母校时江校长（左三）与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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