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中央正式决定停止高考和中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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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0多年，人们只谈恢复高考的伟大举措，却没人去谈半个世纪前停止高考和中考的荒唐历史。这段被淹没的历史能掩盖住吗？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同时，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这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那天正是一个礼拜一。学校还没放暑假。早上学生们到了学校以后，第一第二节课还是正常上的。但10点钟过后，上海一些中学操场上骚动了起来。一些高中生手里拿着小竹竿贴着竖条彩纸的小旗，上面写了一些标语，在校园里游行起来，也喊口号。大意是拥护推迟高考的这个决定。后来，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有高中生，也有激进的初中生，很多初三的学生也乘机喊出了取消中考的口号。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很多学生是真的激动，真的开心。终于不需要高考了，解放了！一个人的前途终于不再只看分数了，还可以结合政治表现了！
但是仍然有一些学生感到失望，他们会去图书馆门口等待开门，依旧不愿放弃学习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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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文革其实已经开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已经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提出了“破四旧”。高考无疑也可以是“四旧”之一啊。
中央发出这个推迟高考的通知，其直接诱因是，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中学生，是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
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非常赞同这封信，并提出了补充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受到热烈响应，就抄了一份发给毛泽东。信中说：“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这两封写给毛泽东的信在1966年6月18日被《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并再次围绕推迟高考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特别引用了北京四中学生来信的意见：“我们打碎的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石。”
山雨欲来风满楼。推迟乃至最后取消高考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进入1960年代，高考制度就一直倍受质疑。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那一大段话，当年我们都能背下来。后来的少先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在此背景下替代了原来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老队歌。
从1964年春节开始，毛泽东发布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谈话。
那年5月20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高教部党组在报告中强调阶级路线，改进政治审查工作。中央则在批示中号召各地要优先录取经过一定实际锻炼的政治思想好的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动的知识青年、退伍士兵、在职干部。
“政审”这一幽灵，从此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游荡了二十年。
7月5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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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14日，高教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对1965年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指出。高考政审工作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高等学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有人指出，实际上，当时在高考强调阶级路线的条件下，家庭出身成为高考升学的重要考量指标。招生人员在掌握政审标准时为了表现出与剥削阶级分子划清界限，追求政治立场坚定，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进行政审时尤其严格。
1966年4月6日至14日，高教部召开了高校招生座谈会。有人公开提出，高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
上海市格致中学四个高三学生向市教委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信中指出，考试只是纸上谈兵，考试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掌握知识不能用数字表示等。
北京市一个化名“群声”的人在来信中指出，宁愿埋没几个天才，也不培养几个反革命。
有人甚至提出取消高考，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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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正式决定停止高考和中考后，我们这些中学生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基本上都开始闲居家中了。我就到书摊上去借阅些图书看，其中包括开始阅读《中国通史》，也第一次看到了“周谷城”这个名字。
周谷城是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在1921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英语部，但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
据说周谷城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周谷城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谁也没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
他是这样诠释的：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金棍子”姚文元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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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也许很多人都在期望着春天的阳光明媚。但人们也往往会忽略了在一年四季中，气温、气流、气压等气象要素变化最无常的季节就是春季。在春天里，经常是白天阳光和煦，让人有一种“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感觉，早晚时却寒气袭人，让人倍觉“春寒料峭”。这种使人难以适应的“善变”天气，就是通常所说的“倒春寒”。
时下已临近二月的尾声，天气似乎并没有完全转暖，由此，我才想到了“倒春寒”，也想起了1966年的那
个乍暖还寒的文革春天。
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批判运动，当时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1人。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又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认为，当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康生在会上也表示同意。
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许立群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在武汉东湖与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陆定一谈笑风生。
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
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但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
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3月28日至30日，他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北京市领导被指控组成“反党集团”，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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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2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由刘志坚、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三次后，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纪要》认定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倒春寒出现时，花朵会被罕见的春雪所覆盖。1966年出现的政治倒春寒也不例外。
在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就越来越严重。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居然还被迫承认中央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这使其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自此便开始酝酿更换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运动。
当时是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系统，邓小平则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党务。毛泽东要剥夺刘周邓集团之权，采取的是“剥笋”策略，即先扫清外围，遏阻刘周邓集团的反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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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这是他开始指责这些机构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是“阎王殿”的原因。而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则是文艺界。
据彭真的秘书张道回忆，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已对彭真不满。因为彭真在检讨“大跃进”时支持了刘少奇。他曾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通常，人们将进入3月作为春天的开始。春季气候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乍暖还寒：一是春季的气温日夜温差较大；二是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天气变化较多。彭真敢于如此评说毛泽东，胆子确实也够大的。文革早期的春天，出现了倒春寒现象，也就并不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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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季天气回暖过程中，常因冷空气的侵入，使气温明显降低，对作物造成危害，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倒春寒现象，是早稻播种育秧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是造成早稻烂种烂秧的主要原因。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后期的近30多年中，以1951、1969、1970、1976年的天气气候条件最差，造成严重烂秧，一般烂秧率超过30%，有的达50%。如1970年仅广西地区烂种就达1亿斤以上；1976年，仅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就损失谷种达7亿斤。
在气象学中，“倒春寒”最早来源于农业，主要指真正的春天，即气候学所说的侯（5天为一侯）平均气温超过10℃以后，由于受较强冷空气频繁袭击，气温下降较快，持续时间长达1—2个星期以上的那种前暖后冷，并造成大范围地区农作物受冻害的天气现象或天气过程。“倒春寒”发生时，可使正处于返青或拔节生长阶段的冬小麦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可使已经播种尚未出土的棉花、水稻等农作物出现烂种，已经出土的幼苗大量被冻死。
但文革早期出现的政治“倒春寒”，遭受不同程度冻害、烂种的却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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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和《二月纪要》就是政治“倒春寒”中冷暖湿空气相持的结果，由此形成了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国阴冷腥雨政治气候。
彭真已经卷进了政治“倒春寒”，但他似乎还不懂得在“倒春寒”天气里，春季最大特点是多发传染病，由于与低气温交织，极易导致各种病症的出现。在“政治倒春寒”中出现的社会病灶更为可怕。
那年3月3日，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很了解“政治倒春寒”的后果，便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了，实际上这个批斗会是彭真主持了。此次42人参加的京西会议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
罗瑞卿是毛泽东培养的将领，素为毛泽东赏识。他曾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亦曾非常密切，素为搭档。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所建议。但一年后关系开始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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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春天孩儿脸，一日会三变。
林彪就曾对陶铸说过：“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据称，1961年春时，罗荣桓和林彪就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在军委常委会议公开争论。林彪不满罗瑞卿未支持他，曾当面训斥。1962年秋林彪病休，由贺龙主持军委。罗瑞卿便与贺龙交往渐多，引发了林彪不满。
中央召开的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从3月4日开至4月8日。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仅这第一阶段会议就历时13天，参加者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人。吴法宪在会上还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春天可以说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季节，对于养生也是如此。以往，一说到养生，人们就会说心态平和，但春季养生却不同。专家说，“春天不要平和，春季一定要让心情欣然、愉悦，秋天才要讲求平和。”但作为主持这次批罗会议的彭真也许既不平和，也不愉悦。
大家都知道“春捂秋冻”的道理，但不是随便“捂捂”，就能达到保健的效果。专家说，捂的度就是不能过汗，如果天气很热了还里三层外三层的捂着，出很多汗就不好了。
彭真在1966年的“政治倒春寒”里，抛出个《二月提纲》，想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捂在学术范围内，其结果适得其反。 彭真接着又在京西会议上火药味浓烈地炮击罗瑞卿，更将自己卷进了彭、罗、陆、杨事件之中。春捂过汗，彭真被“政治倒春寒”冻烂了脚跟，已寸步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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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地震到，菩萨倒。
我想，也许是应了这句老话。1966年3月8日， 河北邢台发生了地震。地震之后的中国，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尊尊曾被奉为神灵的菩萨倒塌了……
“政治倒春寒”后的中国大陆，到处开始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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