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上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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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文革历史，人们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史武前例的武斗，但是当今的年轻人，或许当年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也未必都知道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1966年12月29日，发生在上海的“康平路事件”便是发生在上海的第一次武斗。而上海的第二次武斗规模更大，影响更恶劣，那就是“工总司”10万造反“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上柴联司”。历史已揭示真相，这次文革武斗的始作俑者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人邦”。
有趣的是我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去了崇明岛上的前进农场，务农、教书，最后离开的工作单位就是位于这个农场的上海柴油机厂配件厂。在这个厂子里，我负责政宣工作。由于这段简短的经历，我对上海柴油机厂的历史也就多了一份关注。
1967年初上海柴油机厂内有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和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兵团（简称“东方红”）。
“工总司”支持“东方红”，打击“联司”。不甘服输的“联司”走向社会寻求支援；社会上不满“工总司”霸道的势力，聚于支持“联司”旗帜下，形成一股否定“工总司”、要求权力再分配的潮流。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王洪文一手策划制造了一场攻打“上柴联司”的全市最大的武斗事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纵容策划这场武斗，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武力达到其铲除异己，一统上海天下。
文革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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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总司证章
1967年7月31日，王洪文到杨浦公安分局同分局造反头头宋桂生等密谋策划关押“支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总部”（简称“支联站”）头头事宜。
当夜，王洪文组织人员把参加“支联站”会议的25人，关进杨浦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内；宋桂生组织人员连夜审讯，从中收集情况，以便研究对策。次日，将其中的14人送市公安局关押。
经过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策划，8月4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10万造反“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上柴联司”。杨浦区革筹会负责人程琳和区公安分局宋桂生也都到现场接受王洪文分配的任务。
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
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上柴联司”成员都成了“俘虏”，被打伤120多人，其中伤重送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的有30人。当天，被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的“联司”成员有570多人，连夜组织力量审讯。第二天分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区公安局的有350多人。
有关“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的传单，在上海城更是满天飞。
那时，我亲眼目睹了一辆辆满载“工总司”队员的卡车行驶在西藏路上，这些队员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全副武装。给人的印象不是威武，恰恰是恐惧。
王洪文一伙控制上海柴油机厂达十年之久，把这个好端端的厂子糟蹋的不成样子。“文革”前，这个厂是全市闻名的八面红旗之一。十年浩劫，使它变成了“老大难”单位。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严重摧残。据统计：自“上柴联司”事件以来，全厂有983人被打伤；663人被关押，其中11人被关8年之久；121人被打致残；18人被打致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品从一等品降为等外品；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惊人的，仅1967年8月4日那次武斗，就造成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500万元；利润降低了175万元”物资损失355万元；房屋设备修复花费14万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工总司”又藉砸“支联站”之名，在基层大砸反对派。名目繁杂的造反组织全都归依到“工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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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革命”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争夺单位的领导权发生多起武斗事件（涉及一半以上的大专院校，中学也不少），其中主要有上海铁道学院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与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武斗。
1967年2月3日，市红三司总部调动华东政法学院和嘉定一中的150多人，协助上海铁道学院红三司冲击由该校红革会主持的广播台。7月14～15日，该校红三司与红革会又相互扣留人质，当解放军来校主持调解时，又发生冲击谈判场所、殴打谈判代表的事件。这次武斗受伤16人，重伤1人。
1967年7月9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与上海红卫兵汽车学校武斗。因上体司殴打汽车学校4个学生致伤（其中一学生的家长为工总司交运局联络站的负责人）。交运局出动50多辆运输车在上体司门前游行抗议。
后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等28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上体司。
交运局再次开出100多辆卡车、吊车围堵上体司，致使南京路交通中断。
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与“新化工”两派武斗。1967年8月6日，双方动用了长矛、卡车、高压水泵相互冲砸，甚至组织“敢死队”用汽油火攻。武斗砸毁仓库25个、实验室42个，图书馆、教室等遭受破坏，约80人受伤。上体司搏斗兵团，华纺“东方红”，工总司徐汇联络站也参与了武斗。
1967年12月22～23日，上海科技大学红三司与红革会在校内发生武斗。武斗中，红革会包围了红三司所在地无线电楼，对大楼实施断电、断水、烟熏。红三司援兵到校，又火烧红革会驻地外语楼。后解放军进驻制止武斗。
1968年1月10日，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师筹”与“东方红”发生近百人规模的武斗，双方用水龙带、易燃品、棍棒、石块相互混战，多人受伤。后由市政法指挥部进校平息。
1967年4～8月，上海师院红革会与“井冈山总部”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并发生武斗致死事件。
另如上海中学、江湾中学、行知中学等均发生两派武斗事件。
那时，江青一方面说“反对武斗”，一方面又强调“文攻武卫”。江青在1971年9月5日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反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了？”
于是，遍布全国的武斗均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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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幼稚的初中生，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里又懂什么呢？母校附近的上海市公安局发生了武斗，其状惨不可言。武斗的双方居然是公安局和消防局的警察叔叔们。我和同学们都跑到建国西路去观看了那场武斗激战。虽然人躲得远远的，并没有看到什么，但很快就看到了宣传传单。
文革运动进入1967年时，那年的上海“一月风暴”，带动了全国大夺权。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4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说刘少奇曾极力赞扬《清宫秘史》，并针对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7月18日晚，刘少奇、王光美被拉去批斗，此后被分别看管。几星期后，刘少奇被撤职。
8 月3 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1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 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47 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
第二天，即8 月4 日，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两派之间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加以制止。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抢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此后一个月，全国被抢夺的枪支达到48 万至50 万支，毛泽东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枪有多少哟，不多！50 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350 万支嘛。”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组织了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等的批斗。随着刘、邓、陶的倒台，全国各地也都抓当地的“赫鲁晓夫”式的“走资派”、“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难以计数。
全国出现了武斗杀戮。在武斗蔓延的过程中，对黑七类的虐杀更是令人发指。其中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大屠杀、广西大批吃掉“坏人”、重庆、西安兵工厂武斗，即使是四十年后依然不愿意人面对这些历史事件。在疯狂的迫害和武斗、屠杀中，中国警察们又干了些什么？
8月7日，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批斗罗瑞卿的讲话，解开了当年警察叔叔们内斗之谜。
谢富治在通篇讲话中说：
这几天，我们公安部的同志们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要在我们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件事情作得很好，很对，我热烈赞成这种革命行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我想这个批判应该继续下去，大会批判，大会斗争这很重要，可以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可以揭发很多问题，可以介绍许多情况。
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公安系统的流毒很深，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搞格伯乌的一套，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个工作仅仅依靠几次大会还不够，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件事希望我们公安部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来办这件伟大的事情。要转变政法战线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苏修那一套，要下很大功夫，要先从我们公安部开始。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在北京，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一起，这样就便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是，彭、罗在政法方面的流毒很深，这一点，我们大家在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拿每一个公安民警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这一点在整个公安机关也是如此。但是，作为领导，作为公安战线上，因为有彭、罗流毒，在建国十七年来，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一些，已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毛主席的许多东西，尽管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中央文革，但是，行动上往往违背。公安机关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改变。我们公安部也和下面脱离了关系，我们不知道下面什么人在领导。现在大多数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队系统管，但是军队他原来也不大懂得公安业务，还是由公安系统当参谋。结果，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这个专政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不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司令部一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一份力量，相反，往往站在对立面，而且死也不觉悟，到现在还不觉悟。归根结底，归到彭真、罗瑞卿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身上，中他们黑“修养”和“驯服工具”的毒很深，包括我们这些人。他们搞的“驯服工具”，不是为了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实际上却做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驯服工具”，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镇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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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然里边还是有些造反派，但是作为领导来讲，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少数不是这种情况，这中间公安系统作的坏些，抓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这样一做，省、市机关的造反派，公安机关造反派造反了。今年一月份以后，所有公安机关都造了反，这个反造得对。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靠边站，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好同志。
大多数公安机关都实行了军管，我们相信伟大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军队。但是，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
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武汉的公、检、法，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
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
但是伟大领袖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再次研究。
这个材料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的思想。
所以，伟大领袖根据这个情况指出了政府、军队、革命左派抓人都不是好办法，都不要随便抓人，应该是群众专政，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一贯思想。
武汉的“百万雄师”，军队、左派对他们一个人也不要抓，要让他们自己造反，把坏头头扭送上来。四川产业军自己起来造反，抓了十二个头头，这做得对。不要军队，更不要公安机关抓人。
伟大领袖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但是有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像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
当时公安机关不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有些学校要公安机关抓人，公安机关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造反派，公安机关主要是协助。这样做有没有群众反对？北京造反派对公安机关有意见。说公安机关太软，不抓人。反正有意见，你这样做有意见，那样做也有意见，但不管怎样，总要合乎毛主席思想。从长久来谈，群众是会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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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
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伟大领袖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伟大领袖思想办的，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思想去办。伟大领袖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伟大领袖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伟大领袖思想。
就是今天革命明天夺权，从组织行政把它砸烂了，但整个的思想体系没有改变，什么厅长、局长呀换成勤务组，根本没有改造，他还是抓人，不懂得搞群众路线，不懂得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相信左派。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按照我们伟大领袖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要保证一定的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
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的是极少数。第一、二次镇压反革命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都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主席总结了，走群众路线，犯错误总要比少数人搞犯得少，犯了也容易纠正。
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中国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中国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
当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要我们这个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干，就造他的反；如果谁要用专政工具去包庇坏人，我们也不干，就造他的反。
利用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包庇坏人，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的特点。那个谢列平，当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连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当了，可见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比中央书记还大多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包庇坏人，专群众的政，凌驾于一切之上。也许，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像芝麻大那么一点。
这个权力的大小问题，有人和罗瑞卿曾经争论过，说公安部的权力太大了，罗瑞卿却说这是中央赋予我们的，在中央开会时甚至争起来。“罗长子”这个人手太长，所有权都交给他，他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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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无非是搞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身边。
公安部革命派通过一年揭发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叛徒徐子荣，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受到了很大教育。
所以这些日子批判大党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被群众说“批判得好！批判得对！”
谢富治副总理曾说：但跟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把他们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再搞他半年到一年，不要疲倦，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彻底批判，要调动公安机关干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和革命派一起，彻底清算公安机关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彻底清算，这和我们大多数群众都有关系，过去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彻底清算，这样才能使我们公安部永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跟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走，誓师保卫毛主席，誓师保卫林副主席，誓师保卫中央文革，成为一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革命的公安部，总是支持革命的，同保守势力作斗争，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公安部，这里说一下，各省的那些公安机关的保守势力找到公安部，你们不要理他，要理他就要同他作斗争，千万不要使公安部成为包庇坏人的场所。我们招待所就住过“百万雄师”的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撵走了。这次汉口有人要打倒谢富治，就是公安机关带头，打倒王力，也是公安机关带头。
谢富治说，王力同志被绑架后，我到军区去，在军区门口看到一百多辆卡车，几十辆消防车，有几个穿消防服装的人凶恶得很，他们喊：陈再道是好人，谢富治是大坏蛋，拿刀子来，把他拉出来，杀了他！有几个大个子凶恶得很呀！大家都看到嘛！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也不认识，你这样凶恶！？倒是下面青年人好，群众好，还是他们帮忙，保护我们把车开走了。
谢富治说：最凶恶的人就是穿消防服的几个家伙。我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单是对王力同志和我，他们是针对毛主席，针对林副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针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现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不敢公开反对，而是写匿名信，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也有一股逆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革命派都是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方，就是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点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要保卫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就和他作斗争。公安部是专政机关，我们要支持革命派，从各方面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特别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坚决捍卫和维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听林副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跟他们走。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把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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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批判刘、邓联络站”于1967年8月7日整理了谢富治副总理的一篇讲话。
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更不看在眼里。
谢富治讲话说：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如果我们要当“驯服工具”，只能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讲，我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加以反对，不能当“驯服工具”，我们要彻底清算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公安部流传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要坚决支持革命派。要同那些保守势力、反革命作坚决斗争（这时有人要给谢副总理照相，谢副总理说：不要照相，不搞那一套），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过去犯了错误，我们要建立新的功勋。配合文化大革命，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底子。我们公安部参加了许多专政，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新的功勋，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坚决办快办好。
在北京市，我们了解的，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给予方便条件。凡是保守的我们要限制，要斗争。但属于革命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争论，我们不参与。他们那一派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就支持。如果属于同保守势力和反革命作斗争，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就支持，别的事我们不管。
我没有准备，今天的讲话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据的。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然，作为某些成员来讲，支持左派的那个地方都有，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讲，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在大城市。县公安局支持保守派的有八成，不管造反没有造反，夺权没有夺权的都是这样。还有人武部，支持保守派的也是八成，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调查。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作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下边公安机关没有联系。有，他们也不听你的，所以我说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当然，这一送，打倒谢富治就更多了，你这个公安部长，专讲公安机关的坏话，其实不是坏话，是好话。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走，要支持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大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少数是坏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了。武汉公安机关的头头也不要捉，让他们自己捉，这不是靠捉人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个别实在坏得很的，由他们自己觉悟起来造反。
我想，公、检、法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归罪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和我们广大干部也有点关系，但只要我们觉悟了，彻底清算他们就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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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富治的这篇讲话中，就可以看到当年的政治和法律有什么区别？当年的“公、检、法”究竟干了些什么？公安与消防又怎么会内斗起来？“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背后就是政治的力量。
9 月4 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他一方面批评把干部“搞得很惨”的做法，一方面又解嘲式地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讲话之后，公安与消防迅速内斗起来。位于上海建国西路上的公、检、法中的公革会与消革会发生了激烈的武斗。消防员甚至挥舞起消防爷。学校红三司的部分红卫兵也加入了这场武斗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文革也许已远去，因为更多的年轻人并不清楚这段历史，就算是党史专家也各说各词。文革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即使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理解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政治与法律总是纠缠在一起，似乎在中国，法律只属于政治的工具。
无论怎么掩盖、忽视那段历史，文革还是早就被官方定性为浩劫、动乱。如果我们不能对那个惨绝人寰的时代深刻反思、找到根源，让罪恶深重的恶人面对惩罚，相信文革还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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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上海“工总司”首先搞起了“文攻武卫”组织。这个组织的第五分部就设立在我就读的上海市第22中学旁边，与我的母校仅隔一条窄窄的香山路.
“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就设立在孙中山故居隔壁。据说这里还曾经是袁世凯的家。
由于“工总司”借砸“支联站”之名，在基层大砸反对派，名目繁杂的造反组织全都垮台了。
来自北京的那些红卫兵驻沪联络处纷纷撤离上海。一些曾挂靠上海红革会、红三司、红西南的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瓦解了。学校里的教师造反组织，也自动合并，归依了“工总司”。
但我们的“火种兵团”依然存在并左右了校园运动。
我当时提出要求，必须确保学校安全，不允许在校内发生武斗状况。
为了保障学校安全，也为了展示“火种兵团”的实力，在征得江先福校长的同意，樟锷和雨星代表我校去了“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向指挥部领导介绍了我校的运动情况，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如果学校发生问题，他们会立即派人保卫学校。
此时，学校已进入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初期，上级指定江先福校长负责。
学生已开始陆续到校。
我开始有了新的想法，让樟锷和雨星再去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邀请他们派人到学校看看。他们果然派了几个造反队员来学校参观。
我已事先在学校大门外墙刷了大标语：“热烈欢迎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视察我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隽復则加速刻印了《火种简报》，报道了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视察我校的消息。洁明等将《火种简报》分发到了各个班级，也包括67届、68届的同学。
哈，回想这事，还挺有效果。我的目的是借“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威望”来“恐吓”那些已渐渐瓦解的其他校内组织。
最后，我们选择了“工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五分部”作挂靠，牌子硬了，不敢冒犯我们的校内组织至少都让了八分。这些松散的学校零星组织的活动范围只能从学校走向了社会。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学校的红革会彻底垮了，但红三司、红西南的个别人还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组织有联系。个别人参加了位于思南路的上海化二技校武斗，还有几个同学参加了建国西路公革会与消革会的武斗。
但是武斗没有蔓延到我校。校门口“热烈欢迎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视察我校”的大标语，还有校园隔壁的“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五指挥分部”的牌子，起到了震慑作用，没人敢冒着风险闯入我们。
这也是我在文革腥风血雨中采取的无奈自救办法。
文革腥风血雨中的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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