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张春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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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忙于复课闹革命之际，上海冒出了个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牵扯到上万人。5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1967年“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春桥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
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
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赤卫队”证章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是毛泽东在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
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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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张春桥(1917—2005)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张春桥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7年初张春桥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30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9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砲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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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砲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拥而至。
1月26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
划。
1月28日凌晨1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
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
那个岁月讲究历史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20000多人参加的砲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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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砲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
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30日凌晨5点向上海发电： “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砲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清队”和“一打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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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2月5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陞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1968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
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03”项目组，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3月15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徐景贤等出席，大会揪斗了红革会的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
3月24日，“揭批复旦大学1·28炮打反革命事件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红革会战士集体向毛主席“请罪”。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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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6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造反兵团在江湾五角场、南京路、外滩等地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七一一研究所革命造反兵团刷出声援的大标语。
晚上，市革会、工总司策动上千人去第二军医大学，要与“红旗”造反兵团辩论。复旦大学近千名红卫兵去第二军医大学，声援“红旗”造反兵团。
上海突发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于4月6日那天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铁鍊，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
“清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5月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久久地回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项目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7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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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复旦校园内又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新师大战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是一批“死保党内走资派的老保”，最近把挑衅性的大标语贴到市革委会门前，“上海的100万革命人民不答应”。
4月10～12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继续在江湾五角场、南京路、外滩等地张贴出一大批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4月12日凌晨3时，《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的宣言大字报在南京路、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张贴。当日《文汇报》第三版以特大黑体字刊出5条标语，以及《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人们争相传阅，全市轰动。
《文汇报》社、南京路、江湾五角场、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贴出了许多“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叛徒张春桥”等标语，成千上万的人围观、传抄、议论。
中午，张春桥召集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在兴国路招待所商量对策。张春桥提出赶快向江青汇报情况。
江青即为此事找叶群，叶群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等人指示驻沪三军表态保张春桥。
姚文元按江青的旨意打电话报告了张春桥，接电话后，张春桥即指示以市革会名义向各单位下达“要沉着”，“不要急于反击这股逆流”等意见。
当日，海军党委即向东海舰队传达李作鹏“不赞成炮打张春桥”的指示，并规定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标语。
4月13日下午，市革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机关大会，马天水等就炮打事件发表讲话。
4月14日，市革会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会议上讲话。
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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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是上海的大事件。但我对政治已渐渐淡出，“火种兵团”学友没一人涉及其中，我的关注已不再是复课闹革命了，而是与六六届所有同学一样，注意力集中在毕业分配后的工作选择，尤其是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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