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在批斗大会上“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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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世界上发明了电影后，电影就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其实，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电影人，却是在文革中，我常去中学支部书记叶希的家，他的丈夫杨进在五十年代曾任当时的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
在1966年的那个疯狂日子里，我阴差阳错地被同学们举荐为“火种兵团”学生组织的头儿，我成了当时上海市第22中学里最大的“保皇组织”司令，控制了学校的学生运动，我不仅明令任何批斗教师要经过我的同意，还不准“擅自”批斗校领导。
我保护了江先福校长、叶希党支部书记、邵鸣副书记，他们都成了我最景仰和怀念的人。尤其是在后来上山下乡时的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农场连队派专人到我的母校去收集我在文革中的“造反罪证”时，校领导全都站出来保护了我。江校长还代表校领导特意到农场看望我，他对连队支部书记说：“这孩子除了优点，没有缺点。”略有夸大的赞扬，却让我躲过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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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主政”学校红卫兵组织时，我没有组织过任何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反而时常去校长和支部书记家中探望他们。我不以为他们是坏人，我的叛逆性格造成了我对那个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诸多不满和反抗。
文革时我常去叶书记位于长乐路的家中，知道她的丈夫杨进那时也在挨批。
叶书记是个激进的共产党人，文革时总佩戴着毛主席
像章，肩上斜挂着毛主席
语录袋，语录不离身。好不时见到我，总会鼓励我要做一正直的人，在困难面前不要低头。
有时，叶书记会给我讲些电影知识，还有那些电影人的故事。出于求知和好奇，我鼓动几个同学决定到电影厂去玩一转。
文革虽然混乱，但电影厂也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地方。电影厂被造反派控制着。可我自小就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诸葛亮和智多星吴用都是我崇拜的人物，我又懂得三十六计的奥秘，于是我就带着几个同学，用所谓“外调”学校支部书记及其丈夫杨进的“红卫兵介绍信”，自由地进出上海各电影制片厂，甚至电影局了。
我们在“外调”中看到了许多生活中的电影人。在看电影人写的批斗电影人的大字报时，说实在的，兴趣不在看那些被批的电影人有什么罪行，而是更热衷看有关他们个人的经历。其实，我也想在电影人中找到父亲的影子。
小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父亲年轻时拍摄的剧照，他出演的是《孔子》中的孔子学生子路。他留下的一封信中还谈及过一些他曾交往过的电影人。可惜的是这张剧照早就遗失了，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张剧照的真正来历。
以后，我也特意询问过一些电影人，到底有没有《孔子》这部电影，后来查到了，出演子路的演员肯定不是父亲。难道父亲是在说谎？我的堂伯父沈朔风曾是风靡上海滩的播音演员，曾在大美、华泰、友联等电台主持过故事双飞凤、措音戏、话剧等专题节目。我在上世纪出席一个姚慕双、周柏春的演艺纪念活动时，与二老同桌用餐，席间，聊起了我堂伯父沈朔风的往事，才知他还是姚慕双、周柏春的前辈呢。那天，我与姚慕双夫妇、周柏春夫妇还合影留念，但他们都告诉我可以研究一下上海话剧史，说不定可以找到你父亲出演有关孔子的话剧线索。他们告诉我，电影的成长和话剧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我没能从上海话剧历史中找到父亲的影子，却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3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0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会上决定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演剧宣传活动，不少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演剧队，转战大后方。
救亡演剧队的第一队，队员袁牧之、陈波儿、崔嵬、贺绿汀、王震之、欧阳山尊等，由王震之和崔嵬率领转往延安，参加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洪深、金山、田方、王莹、欧阳红樱等参加了第二队；应云卫、郑君里、瞿白音、陈鲤庭、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吕班、赵丹等参加了第三队；魏鹤龄、陶金、赵慧深、李琳(孙维世)等参加了第四队；第五队的队长为左明，该队原为上海先锋演剧队，入陕后即至西安，左明执教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其他队员大多在延安和敌后工作。于伶、凌鹤等以暨南剧社的成员为骨干，组成了第十二队，留在上海工作，后来组成青鸟剧社。此外，从上海奔赴解放区的还有摄影师吴印咸等。
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则组成上海影人剧团，直奔四川。其中有编导沈浮和陈白尘，女演员吴茵、白杨、刘莉影，男演员谢添、施超、龚稼农、王征信、王献斋、徐莘园、汤杰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3兄弟则到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绘制抗日卡通片，后又转移到重庆，从事抗战宣传工作。
那时的上海影人还曾经3次南下香港。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救亡演剧队，转战大后方，而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人则南下香港。此外，救亡演剧队第十三队由陈铿然带领，经水路赴潮州工作，一年后，陈铿然赴香港任电影导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香港电影得以复苏，各电影公司纷纷到上海来招兵买马，于是促成上海影人第二次南下香港。其中包括著名导演朱石麟、岳枫、李萍倩、方沛霖，还有后来成为香港国语片四大红星的周璇、李丽华、白光和王丹凤，以及男演员刘琼、舒适、顾也鲁、严化、吕玉堃等。
194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适应全国解放后新形势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部署下，大部分进步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以便等待时机，取道前往解放区，这就是第三次南下香港。第三次南下的电影工作者主要有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瞿白音、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戴耘、万籁鸣、万古蟾等。他们到达香港之后，团结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
原来在建国前，上海有过经营活动的各类电影企业，其总数不少于200家。但大多数公司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公司甚至一片未拍，即已销声匿迹，能坚持生产的制片企业，也不过数十家而已。其中经营时间最长的明星影片公司自1922年创立到1937年毁于战火，历时也不过15年。因此，建国前，上海的电影企业经营者，大都只是阶段性地活动于影坛，公司歇业后也随之离开电影界，如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的黎民伟、天一影片公司的邵醉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的严春堂、华剧影业公司的张惠民、大中华影业公司的蒋伯英、大中国影业公司的顾无为、慧冲影片公司的张慧冲、耐梅影片公司的杨耐梅、联华影业公司的罗明佑、集美影业公司的邵庄林、大华影业公司的吴树勋等。还有许多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工作一段时间后又离开了，如编导欧阳予倩、郑伯奇，美术电影工作者万涤寰等；演员黄君甫、张织云、黎明晖、李旦旦、夏佩珍、胡萍、徐来等先后息影。
1949年前后，正是国民党大撤退时期，台湾的情况相当混乱。电影界方面，中国大陆上的公营和党营的电影机构，先后分别迁去台湾，但尚未展开拍片工作，而当时最热闹的是发行中国影片的影片商，纷纷成立公司，大家抢购影片运台放映图利。相继前往台湾的电影从业人员则有徐欣夫、袁丛美、宗由、吴惊鸿、卢碧云、王珏、王士珍、庄国钧等。龚稼农、葛香亭、孙越、雷鸣等人则于1949年春前往台湾。此后，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再转往台湾拍戏的则有王豪、陈燕燕、吴国璋、周曼华、李丽华、龚秋霞、欧阳莎菲、白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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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作为历史悠久的电影基地，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先后调出了400多名各类专业人员支授一些兄弟厂的建设。同时，还调出一些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满足其他有关单位的需要。五六十年代的人员流动基本上都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有组织的行动。
母校支部书记叶希的丈夫杨进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可见其在上海电影人中的领导地位是很高的。
但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上影职工调动最频繁的时期，有调往东影、北影、八一等老厂的大量各类专业人员；1951年5月，上影撤销音乐组，把整个乐队调入新影之后又把新闻片组整个建制调入新影；这期间还抽调出许多人员支援其他有关单位。
1958年，文化部提出“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的口号，各省纷纷筹划建立电影制片厂。
1961年，全上海电影系统调出职工27人支援农业；1962年又调出职工51人支农。60年代先后有一大批干部调离上海电影系统。那时叶希书记的丈夫杨进时任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这时他也调往上海铁道医学院了。
5
我就读的上海市第22中学设在上海思南路37号，学校与孙中山故居仅隔一条香山路，原先的校门几乎与中山故居门对门。中学分部就地拐角处的皋兰路，皋兰路只有条三、四百米长。分部的隔壁就是我儿时居住过的旧址。
每当我游走皋兰路时,不仅会回忆起童年和中学时代的往事，还会想起那个名噪一时的电影演员康泰。
叶希书记曾告诉我：康泰居住在临近瑞金二路口的皋兰路最西端，他居住的旧宅，原是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故居。
皋兰路沿街两旁长满了枝叶丰茂的法国梧桐,平坦的柏油路,没有汽车的喧闹和烦扰,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天早晨清静有如公园。
那时，身材魁梧的康泰,便在皋兰路开始跑步、舞剑了。居住和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康泰是著名电影演员。他在《渡江侦察记》、《海魂》、《青春之歌》、《李时珍》、《第二次握手》等影片中都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形象。
康泰，原名刘秉璋。原籍河北高阳县。1927年3月14日生于北京市，1930年在家中就学，读私塾。次年，他入新街口小学读书。1941年入北平市立四中读初中，由于他喜欢文艺，1944年进华北影艺学院学习表演。1945年，开始到华北电影公司当见习演员。1946年转入戏剧界工作，在北京剧社任话剧演员。曾先后在曹禺创作的著名话剧《雷雨》、《日出》中分别扮演周冲、方达生。因在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中饰“康泰”一角，从而改名康泰。
康泰剧照
1947年，他又返回影界，到上海国泰影业公司任演员。曾主演《玫瑰多刺》，还参加了《森林大血案》、《钗头凤》、《婚姻大事》、《红楼二尤》等影片的拍摄。同时，他还还参加了《美国之音》、《民主青年进行曲》、《钦差大臣》等话剧的演出。
1952年后，康泰是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此后，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当过演员。
1953年，康泰随同《李善子》摄制组去朝鲜访问。
1954年，他因在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中扮演侦察员周长喜而知名，并为开拓自己的戏路，跨出了可喜的一步。
1956年，他参加拍摄了沈浮导演的《李时珍》，在这部影片中，赵丹扮演李时珍，他扮演李时珍的学生庞宪。在银幕上他们是师徒关系，在银幕外他们也是师徒关系，赵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57年，他参加了《凤凰之歌》的拍摄，扮演一位农村的青年干部。之后，又拍摄了徐韬导演的《海魂》，在影片中扮演书记官白鹜。
1958年，他参加拍摄了《钢人铁马》。
1959年，他在影片《青春之歌》中饰演革命青年卢嘉川的形象，他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分析情节，人物发生的时代特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细致的研究，真可谓将角色内心与外在研究了一个透彻，把准人物性格特征的基调，从而使这个进步学生运动领导者的形象跃然于银幕。影片上映后，深得观众和同行的一致好评。在片中扮演林道静的谢芳和扮演卢嘉川的康泰，都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起来。
1960年他参加拍摄了《摩雅傣》。
1963年，他在张骏祥、顾而已导演的《燎原》中饰陈根生；在《红日》中饰陈坚；在《第二个春天》中饰潘文。他还参加过《李顺子》等影片的拍摄工作。
但在“十年浩劫”中，康泰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样，遭到了极左路线的迫害，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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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中国“触电”者成千上万，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一部部电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被告批判为毒草的影片多达400多部。与此同时，文革也无情地摧残了一个个曾在中国电影业活跃过的众多名流。
电影剧作家海默于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却在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于1967年1月26日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女影星舒绣文于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著名电影演员康泰在1968年11月22 日于病中跳楼身亡；
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因为了解江青历史而备受迫害，于 1970年6月18日在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顾而已在电影《貂蝉》中饰演董卓
在文革中还有一大批文化演艺人、编剧、导演、文艺评论家和文化官员，因各种不明致死原因而身亡。如田汉、赵树理、邵荃麟
、侯金镜、沈知白、李嘉言、陶然、陈翔鹤、伊兵、彭柏山 、盖叫天 、周信芳、刘芝明 、蔡楚生、杨朔、孙维世、陈翔鹤、郑君里、巴人、孟超、焦菊隐、魏金枝、肖也牧、周洁夫……
在回顾文革电影人之际，我更怀念母校支部书记叶希和她的丈夫杨进先生，是他们让我第一次走进了中国的电影历史，在那个荒唐岁月里长大的孩子，至今没有忘记他们。
我已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再走进影院，但此生却也交往了很多电影人。
我和著名演员秦怡可以说是忘年交，她送给我的生日照片，我至今还珍藏着，我与她的儿子同岁。
在著名儿童作家孙毅的陪同下，我曾在动画大师万籁鸣寓所小坐，用木板隔开的板壁就正对着坐椅前，墙上贴有万老写的那张纸条：谈话不超过五分钟。
我笑着说：“我们的交谈超时了。”万老急忙回说：“你们不在此限内。”
值此，我也祝愿中国电影人和电影事业能成功发展，悲惨的历史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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