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1972学友重聚上海
（右起 沈阳、沈樟锷、吴雨星、张国君、王涌）
1
我和中学时代的同学巴棣、樟锷、洁明、隽復、吴煜相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对学友们说：“转眼间，我们都退休了，也许人生最多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存时间了。看透了这社会的世态炎凉，唯有三种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同学、战友和插兄们，因为只有这三种人是不以经济基础，相识、相知、相互保存了真诚的友谊。”
我让中学里的老同学们参观了我家的高楼屋顶花园，我对他们说：我利用屋顶空间，打造了这个空中花园，也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最高境界。空中花园天天都在变化，夏天时花儿烂漫，秋天时果蔬满园，冬天时绿色依然。春天到了，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光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分享。在走近大自然的怀抱时，我突然明白：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地对话，与云雨齐舞，与万物共存。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明媚。我的屋顶空中花园，又新建了一些微型景观，那些废弃的塑料盒、竹筷、梳子、牙签、电子无件、文具盒、洗浴液空瓶、果盒框，以及旧木块、塑料小玩具等，都成了微型景观的建筑材料。
我指着一个用树杈做成的拉胡琴木头人说：“如果，人活着全都象这木头人，也就少了许多烦恼，也不用再怨恨受骗的感觉。”说心里话，这一生走来，总觉得是在欺骗中长大的。
学友们还象以前一样地待我：“你在学校里就是个头，今天，我们仍然听你的。”
我只有苦笑了，确实我在念初中时就是学校里的学生头，可以说也曾“权倾校园”。
2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1966年5月31日 陈伯达代表中央亲临《人民日报》社，宣布撤销吴冷西的社长职务。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那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就这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刘少奇还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应该说审查和批斗老师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刘少奇。
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6月3日 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3
在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很快，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风起云涌。
我没有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但经常上街头去看红卫兵扫四旧、贴大字报和批斗牛鬼蛇神。
这时，有个同学到我家来，记得应该是同班同学雨星，他父亲是个老工人，属于红五类子弟。他希望我出面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你在同学中有威望，而且有点子，有才华，只有你才能组织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摇头拒绝了：“我出身不好，一个黑七类子弟能做什么？”
我从小就懂得了出身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是道坎，翻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非常地明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去打洞。即使解放了，解放的是谁？打倒的又是谁？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黑七类子女只能替父辈去赎罪。
同学雨星扫兴地走了。
我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不平等？我们还是孩子，一个孩子为什么要替父辈去赎罪？我们难道就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
4
在我的同学中，我的好友几乎都是黑七类子弟，有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也有资本家的孩子，因为是社会逼着我们臭味相投。我们愤怒，又无处发泄；我们无奈，却又心不甘。
当我们这些黑七类子弟聚集在一起时，也有学友鼓动我起兵，成立红卫兵组织，甚至有人提出“一色黑”，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自由。
我仍然独来独往。我不希望重蹈父亲的老路，参军、打仗，为了新中国，他得到了什么？在辽沈战役流过血的兵，解放后调回到自己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当上了一名处级干部，可谓风光了，居住的是别墅，家中还有保姆。可是一场大鸣大放运动，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他做到了，却也上当了，被划上了右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政治是个怪物，我不想涉足政治，但又特别关心政治、学习政治，我是要找出父亲失败的原因。
5
昔日校友相聚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我随手取下放在书柜里的那只铁皮青蛙，那只铁皮青蛙仿佛突然间活了，将我带到了童年记忆之中。
我对学友们说，我们的孩提时代是在 “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时期度过的，我童年时代的玩具全是靠自己动手制作的，我会做木制的刀枪、纸糊的兔子灯、泥捏的不倒翁，至今仍在自家屋顶花园里打造儿时的玩艺，造木屋、搭木桥、建木梯、做木人，年已花甲，童心未泯。但是，我不会忘记童年时曾经有过的瘾痛和羡慕，邻居家孩子的玩具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其中就有那只铁皮青蛙。
铁皮青蛙用铁皮制成，蛙背刷上深淺不一的绿漆条纹，还有两只会晃动的眼珠子。铁皮青蛙肚子里藏着发条，只要转动身旁的铁钥匙，上足了发条，铁皮青蛙就能蹦跳起来。
多少年来，我总忘不了这神奇而可爱的铁皮青蛙。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圆梦，人老了，我也会随意收集一些儿时玩具，如扯铃、木砣，当然还有这铁皮青蛙。小时候得不到的玩具，现在有了，也就找回了过去的失意，有了属于自己的胜利喜悦。
我说，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长期来崇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个所谓的专家学者总会狂言胡语说什么“和谐”是中国国粹，其实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中国有严酷的法律，但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古训，人人皆知。孔子更有名言：“刑不上大夫”，足见当官犯法也毫无顾忌可言。
当官能享受高薪高禄，告老回乡，荣华富贵，世袭相传，福延子孙。于是历代学子读书只为了当上个公务员，“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孔子所言。于是乎，发愤苦读，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只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旦登上官阶，富足天下，便又刮起了另类中国风：门当户对。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讲究和强调的就是等级对衬。
也许推翻了蒋家王朝，上下二千年的封建专制被打倒了，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社会。
有一位中共首长就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被视作狗崽子的年轻人也曾激动过。但不应该存在，可是却偏偏存在着。
记得文革运动初期，一些时髦的公子哥儿居然提出了“受害问题”。
那个官太子谭立夫就首先跳出来说他受害了。他在经济上受害吗？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可以大吃荷兰炼乳；他在政治上受害吗？他入了党。新改组的主流媒体《北京日报》，更是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中国社会就是那么荒唐。诉苦的不是受“等级制”压抑的那些人下人，却是那些权倾朝野的权贵子弟们。
我对学友们说起了中学时代的事。在“停课闹革命”时期，我常会游逛在街头，听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是如何在“诉苦”。
在文革时期的街头革命中，权贵子弟在街头上愤怒地挥拳高喊：
“我们为什么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什么为狗崽子们大开方便之门？”
“红五类子弟功课不好，为什么大受教授白眼？”
“狗崽子们为什么竟被提升当干部？”
这就算是受害吗？
堂堂一份首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么谁会去为此作反省？中国的媒体永远是正确的，庆祝报社成立“妈的”多少年时，从不会说自己也有过错误报道的时候。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在那个恢复高考时期，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会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七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中国的学校还曾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黑七类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 也是红五类子弟享受特殊优待。不少大学甚至成立了“贫协”一类的组织，可与团组织并立而为。
在中国的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红五类子弟”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
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这是所谓的招降纳叛。
由刘少奇老婆王光美推出的桃园经验，凡搞过“四清”的地方，都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也许，文革初期的批斗、戴高帽子，其起源都来自这桃园经验。文革期间的血统论泛滥，刘少奇、王光美脱不了干系。
当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时，刘少奇、王光美也受到了批斗，相信参与批斗活动的也有“黑七类子女”。物极必反，因果报应，恐怕这是最典型的案例了。
整个中国社会是如此地混乱！出身是一个人成长的首要条件。连街道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
但出身却不一样了，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中国“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6
我们谈论了很多。
中国历史悠久，帝皇辈出。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但再怎么说，也不至于将全体老百姓的孩子们划分成“红五类子弟”和“黑七类子女”，难怪领袖高唱“惜秦皇汉武略逊风骚，一代英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了。
文化革命，首先革的是“黑七类子女”的命。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仔细回忆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革命文化”的骨子里却是“阶级偏见”，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始作蛹者，到底是谁？
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矛头又指向谁？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并没有提出革
“黑七类子女”的命。正是那些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人，才偷换了概念，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将出身不好的青年当作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一旦，当他们有机会重新掌权，那么权力也只会交给自己的子孙，太子继位，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劫数。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专制承袭。
我手上把玩着那只铁皮青蛙笑谑自己：在等级如此分明的中国，草根子弟要想有出头之日，那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崽子”的命不是命！
《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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