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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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历癸已是蛇年。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蛇年临近，必是张灯结彩，聚亲会友，充满中国春节之喜庆。
中国崇尚龙，龙虽虚无，却也算得上是个吉祥物。但说起这蛇，无论怎么去赞美、去绘画，总给人带来一些恐惧。尤其是会联想到“牛鬼蛇神”，这就会引伸出对那个文革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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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定记得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196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词后，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 、“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在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的，经过反复推敲之后，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陈伯达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发布的一道反革命动员令。这也是陈伯达送给一切“牛鬼蛇神”并用其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宝”。
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我记得，自己曾到新华书店买了那天的“活页文献”，对那些社论看了又看。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那天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康生还特意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中共党媒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在6月2日那天，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运动开始升温。
大字报先是在办公大楼内的楼道里张贴，可是大字报越来越多了，只得在机关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后来，办公大楼的外墙、图书馆楼的外墙统统都贴满了大字报。再后来，通往食堂的道路两旁、花园里的林荫道上，都被砸上木桩、钉上木条、铺上芦席，于是，大字报可着劲的往上糊。在花园里的大字报棚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了足足有几寸厚。
当时，中央派往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中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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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虽然还是个中学生，但我很关注中国的变化。我特意买了当天的新华活页文选，阅读了那些重要社论和文章。也许这是我与同龄学生的区别，很多同学依然并不关注政治。也许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都没有刻意放弃对政治的关注。不关注政治，就不会读懂中国。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初中学生，相信自己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无所事事的成年人，甚至位居高位的某些庸官。我有一种感觉，中国要出大事了。
记得6月4日那天，中央宣布陶铸担任中宣部部长。随他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华北局秘书长刘祖春、中联部副部长熊复等人。
可是纯朴的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在1966年时，毛泽东已退居了二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
记得在我的中学时代，看过一些学校组织的纪录片，那是一些有关刘少奇携其夫人王光美，出访问海外的专题片，从纪录片里可以看到风光的王光美画像与国家主席并列悬挂在各处。
学校教室里也不但是悬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有的已经挂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八位中国最高领导的画像。
可以说，在当时的老百姓心中，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后来又坐上了冷板凳，是刘少奇在主持着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
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自6月8日下午起，学校开始出现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
到了6月9日，全校开始停课，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学生所贴的大字报还纷纷书上了“红卫兵”的署名。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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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一词，在中国早有流传。唐朝时期，多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曾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其中“雄鸡一唱天下白”、“黑云压城城欲摧”等名句，至今被人传诵。同代诗人杜牧还专门给他写《李贺诗序》，评价他的诗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毫无疑问，“牛鬼蛇神”含贬义之说。其近义词为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文革中流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将“蛇神”与“牛鬼”并列，皆为可恶之物。
其实不然。“牛鬼”，在传说中是地狱中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头阿傍。《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说牛鬼是地狱走卒，还说得过去。
可是“蛇神”应该与“牛鬼”扯不到一起。相传“蛇神”是人身蛇首的乐神，其职责是护卫佛法。即佛教所说的大蟒神摩睺罗迦。
显然将“牛鬼”与“蛇神”混为一谈，是不分鬼神，不辩敌我。怪不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乱揪斗“蛇神”，将护卫佛法的蛇神也来个斩尽杀绝，法也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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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没人会否认这一点。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毛泽东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但刘少奇转移了政治斗争的大方向。他将“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定位于“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还要求“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将斗争矛头转向广大教师，这也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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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毛泽东已经褫夺了这四人的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
为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毛泽东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在这次斗争中，彭真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失去人身自由，由天津市市长吴德接任北京市市长。
吴晗自杀，邓拓自尽，北京市委多名官员亦相继自杀。自尽的还有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对党内上层疑神疑鬼。
林彪曾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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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宣部里的副部长们，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到街上去游斗。中宣部机关造反派组织也成立了。
1966年8月27日，中宣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先成立，头头是王荣山、严泉兴。
1966年9月16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中宣部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主任是阮铭。
那时，中宣部大院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后来北师大造反派进驻办公大楼，押着被剃了光头的“判官”们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造反派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张口就骂。
中宣部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就是不堪受辱，在家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康生污蔑中宣部副部长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姚臻含冤在家上吊自杀了。
中宣部国际处的刘克林，被诬蔑为阶级异己分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跳楼自尽了。
《红旗》杂志社经济组的负责人高征绳不同意陈伯达发表篡党夺军的《八一社论》，被陈伯达一伙儿迫害致死，后来中共中央对此已经有了结论。
中宣部大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死了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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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我们不怕鬼！
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样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鬼运动。
自《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上海各学校贴出大字报，大字报由室内贴到室外，从墙壁上刷到马路上。
自6月下旬起，上海部分中学开始起哄、揪斗“牛鬼蛇神”。据7月统计，在全市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存在类似情况。
不久，上海街头就出现了扫四旧运动，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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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回望这段历史，应该认识到这一乱局的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作出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作出的。
这个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当时的毛泽东却在外地，并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作了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剑英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改组了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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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到北大领导文革。
刘少奇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那些造反派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当刘少奇受到迫害时，曾手举“宪法”为自己鸣不平，但当他在镇压学生运动时，他却没有考虑过中国还有一部“宪法”的事实。
是否向高校派工作组，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刘少奇的决定，不久即被毛泽东撤销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谁是牛鬼？谁又是蛇神？不要说当年年轻的红卫兵根本就搞不清楚，即使是今天，谁又能讲个明白？尤其是那些坚决将别人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的人，结果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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