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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7日星期日

第17章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

 

沈阳 著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

 

中国农历癸已是蛇年。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蛇年临近,必是张灯结彩,聚亲会友,充满中国春节之喜庆。

中国崇尚龙,龙虽虚无,却也算得上是个吉祥物。但说起这蛇,无论怎么去赞美、去绘画,总给人带来一些恐惧。尤其是会联想到“牛鬼蛇神”,这就会引伸出对那个文革时代的回忆。

 

2

 

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定记得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19665月,毛泽东提出了“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词后,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 、“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在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的,经过反复推敲之后,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陈伯达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发布的一道反革命动员令。这是陈伯达送给一切“牛鬼蛇神”并用其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宝”。

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我记得,自己曾到新华书店买了那天的“活页文献”,对那些社论看了又看。

19665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196661那天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康生还特意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中共党媒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6月2日那天,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运动开始升温。

    大字报先是在办公大楼内的楼道里张贴,可是大字报越来越多了,只得在机关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后来,办公大楼的外墙、图书馆楼的外墙统统都贴满了大字报。再后来,通往食堂的道路两旁、花园里的林荫道上,都被砸上木桩、钉上木条、铺上芦席,于是,大字报可着劲的往上糊。在花园里的大字报棚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了足足有几寸厚。

    当时,中央派往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中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

 

3

 

我当时虽然还是个中学生,但我很关注中国的变化。我特意买了当天的新华活页文选,阅读了那些重要社论和文章。也许这是我与同龄学生的区别,很多同学依然并不关注政治。也许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都没有刻意放弃对政治的关注。不关注政治,就不会读懂中国。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初中学生,相信自己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无所事事的成年人,甚至位居高位的某些庸官。我有一种感觉,中国要出大事了。

记得6月4日那天,中央宣布陶铸担任中宣部部长。随他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华北局秘书长刘祖春、中联部副部长熊复等人。

可是纯朴的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在1966年时,毛泽东已退居了二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

记得在我的中学时代,看过一些学校组织的纪录片,那是一些有关刘少奇携其夫人王光美,出访问海外的专题片,从纪录片里可以看到风光的王光美画像与国家主席并列悬挂在各处。

学校教室里也不但是悬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有的已经挂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八位中国最高领导的画像。

可以说,在当时的老百姓心中,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后来又坐上了冷板凳,是刘少奇在主持着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

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自6月8日下午起,学校开始出现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

到了6月9日,全校开始停课,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学生所贴的大字报还纷纷书上了“红卫兵”的署名。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

 

4

 

“牛鬼蛇神”一词,在中国早有流传。唐朝时期,多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曾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其中“雄鸡一唱天下白”、“黑云压城城欲摧”等名句,至今被人传诵。同代诗人杜牧还专门给他写《李贺诗序》,评价他的诗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毫无疑问,“牛鬼蛇神”含贬义之说。其近义词为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文革中流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将“蛇神”与“牛鬼”并列,皆为可恶之物。

    其实不然。“牛鬼”,在传说中是地狱中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头阿傍。《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说牛鬼是地狱走卒,还说得过去。

    可是“蛇神”应该与“牛鬼”扯不到一起。相传“蛇神”是人身蛇首的乐神,其职责是护卫佛法。即佛教所说的大蟒神摩睺罗迦。

    显然将“牛鬼”与“蛇神”混为一谈,是不分鬼神,不辩敌我。怪不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乱揪斗“蛇神”,将护卫佛法的蛇神也来个斩尽杀绝,法也就乱了。

 

5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没人会否认这一点。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毛泽东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但刘少奇转移了政治斗争的大方向。他将“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定位于“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还要求“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将斗争矛头转向广大教师,这也是不可容忍的。

 

6

 

“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毛泽东已经褫夺了这四人的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

为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毛泽东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在这次斗争中,彭真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失去人身自由,由天津市市长吴德接任北京市市长。

吴晗自杀,邓拓自尽,北京市委多名官员亦相继自杀。自尽的还有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对党内上层疑神疑鬼。

林彪曾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7

 

当时中宣部里的副部长们,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到街上去游斗。中宣部机关造反派组织也成立了。

1966年8月27日,中宣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先成立,头头是王荣山、严泉兴。

1966年9月16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中宣部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主任是阮铭。

那时,中宣部大院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后来北师大造反派进驻办公大楼,押着被剃了光头的“判官”们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造反派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张口就骂。

中宣部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就是不堪受辱,在家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康生污蔑中宣部副部长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姚臻含冤在家上吊自杀了。

中宣部国际处的刘克林,被诬蔑为阶级异己分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跳楼自尽了。

《红旗》杂志社经济组的负责人高征绳不同意陈伯达发表篡党夺军的《八一社论》,被陈伯达一伙儿迫害致死,后来中共中央对此已经有了结论。

中宣部大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死了四个人。

 

8

 

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我们不怕鬼!

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样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鬼运动。

自《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上海各学校贴出大字报,大字报由室内贴到室外,从墙壁上刷到马路上。

6月下旬起,上海部分中学开始起哄、揪斗“牛鬼蛇神”。据7月统计,在全市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存在类似情况。

不久,上海街头就出现了扫四旧运动,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中国地平线上升腾了。

 

9

 

可以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回望这段历史,应该认识到这一乱局的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作出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作出的。

这个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当时的毛泽东却在外地,并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作了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剑英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改组了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10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到北大领导文革。

刘少奇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那些造反派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当刘少奇受到迫害时,曾手举“宪法”为自己鸣不平,但当他在镇压学生运动时,他却没有考虑过中国还有一部“宪法”的事实。

是否向高校派工作组,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刘少奇的决定,不久即被毛泽东撤销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谁是牛鬼?谁又是蛇神?不要说当年年轻的红卫兵根本就搞不清楚,即使是今天,谁又能讲个明白?尤其是那些坚决将别人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的人,结果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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