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同班同学严隽复家里聊天和阅读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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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其词被灌输到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了，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也会受到社会的鼓励。
在我的中学时代，“权威人格”已经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孩子们的社会性格，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这种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记得，学校曾组织我们观看了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当然是为了批判，但我们却懵然不懂。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政治批判。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经中共中央指定，成员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
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当然不知道也不懂得“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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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看到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泽东在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从此，中国大地响彻云霄地高呼起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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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所有的民众都希望国富民强，也非常痛恨官僚主义者阶级，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然会一呼百应。
晚年的毛泽东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
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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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那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央内部总存在两个司令部。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曾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活动不是没有察觉的。当他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毛泽东采取了措施。他多次要高岗同刘少奇谈话，将问题讲清楚，而高岗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批评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
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但最终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还是被揭了盖子。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饶漱石。
毛泽东在他外出杭州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在西湖畔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并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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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既是一次为一届人大作准备的会议，也是一次解决建国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不在北京，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
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在报告中还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对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说明。
2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向会议作了自我批评，“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他在自我批评中，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作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四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先后发言，就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于压力，高岗和饶漱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其间，高岗在住处自杀未成，8月17日又在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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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泽东曾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建国以来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至此，高饶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作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的“插曲”，以高岗和饶漱石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事情远未结束。
刘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高岗、饶漱石抓了“小辫子”，有些的确是失误，有些却是正在或者即将需要探索的问题而未形成定论。对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讨论，而是被反对高岗、饶漱石的“硝烟”掩盖了，当真正进入建设时期，这些问题又都出来了。对这些问题，尽管刘少奇都作了说明和检讨，应该说就他的问题应当就此打住，但是，当时没有对刘少奇的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着重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下了一个“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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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历史旧账，把这些问题作为刘少奇的“罪行”或“罪证”进行了批判，刘少奇也由此成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随着文革运动的推进，已经日渐明朗了。在狂风暴雨之中，亿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自然会站在毛泽东一边，因为人们信仰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谁也不会支持社会两极分化，贫富不均。人们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恨已达到了最高燃点。
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1965年5月，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36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当时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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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5年，毛泽东又喊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并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大幕。
中国正面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对于我这样的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初中生来说，当然是浑然不知，即使身经百战的那些领袖和将军们也是毫无察觉，更倒霉的是那些所谓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厄运正在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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