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鲍罗廷是黄埔军校初创时的建议者和策划者，也是黄埔军校的总顾问。鲍罗廷同列宁是同一代的革命者，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一同参加了1905年革命，遭受镇压后都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之后鲍罗廷又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个使者。他一直在美国、墨西哥、英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于1921年1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
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任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
9月，鲍罗廷先到北京与加拉罕研究工作，并向李大钊等人了解中国情况，随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沟通。10月初，鲍罗廷奉派到达广州，与孙中山见面，马上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工作。鲍罗廷提出了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长期在美国活动的鲍罗廷来华后，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配给他两名有特殊身份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
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入城。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此外，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
1927年，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下，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的关键时刻，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叛变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致使同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蒋介石，在全国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政权。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选举了临时中央局，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9月初，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第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第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第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第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第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第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第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大会指出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以及关于党纲、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李立三 杨 殷 徐锡根；
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 项 英 周恩来 向忠发 瞿秋白
蔡和森 张国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 李立三 罗登贤 彭 湃 杨
殷 卢福坦 徐锡根；
中央委员会委员23名: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 湃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保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 殷 周恩来 李 源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王藻文；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3名:徐兰芝 王风飞 王 灼 刘坚予 唐宏经 史文彬 李子芬 周秀珠 甘卓棠 邓中夏 夏文法 罗章龙 王仲一。
周恩来在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
周恩来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以往的史料大多在描绘中共特科如何厉害的时候，总会把功劳记在周恩来和陈赓身上，刻意回避了康生的存在。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康生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而且是中共在上海的工人运动实际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参加了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在康生任沪中区委书记和青浦区委书记期间，大名鼎鼎的陈云还曾经是康生的直接下属。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康生继续跟随周恩来，领导中共特科的工作。
原先的中央特科在1928年底改组成“中央特别行动委员会”，但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呼“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下辖三个科（后来增加了一个联络科，很快就取消了）：
一科是总务科，负责人先是陈云，后是康生；
二科是情报科，负责人先是陈赓，后是潘汉年；
三科是行动科，负责人先是顾顺章，后是康生，最后是邝惠安；
四科是联络科，负责人先是李强，后是康生。
其中的行动科就是专门负责处决叛徒和暗杀国民党特工，俗称“红队”、“打狗队”。也被称为“伍豪之剑”。陈赓没有领导过“红队”，“红队”的首领先是顾顺章。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曾率红队于1929年11月11日，将叛徒白鑫击毙于上海。白鑫(?-1929年11月11日)，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叛投国民党，成为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由于白鑫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捕遇害。
“红队”在上海滩杀得叛徒们心惊胆战，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顾顺章灭门事件”。
中共的卧底第一时间通知了周恩来。得到消息的周恩来大惊，因为中共特科的办公地点就在顾顺章家里，顾的家人对除了康生以外的中共各领导都相当熟悉（说来也奇怪，顾顺章对他的主要助手兼替补康生居然知之甚少，可见周恩来的安排谋划深算），于是中央毫不犹豫下令处决顾顺章全家。
带队执行灭门行动的就是康生，当时他的名字叫做“赵容”。“红队”队员将顾家9口人全部勒死。此次暗杀，又称“爱棠村事件”。
接着康生就接任“红队”首领。顾顺章叛变后的特科主角就是康生。
当时中共中央长期是在上海活动，党的日常工作最高负责人一直就是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之类算是战略层面的最高领导人）。这使得周恩来必须把很多具体工作分派给可靠且能干的同志负责，其中秘密特工战线的实际领导人就是康生。
顾顺章灭门事件使得中统头子徐恩曾大为恼怒，加大了对中央特科的侦缉和搜捕。随着不断有特科的人被捕，本来隐藏得很深的特科首领康生开始浮出水面，成为“中统”的二号目标，头号目标当然是周恩来。
1931年底，康生就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层。旋即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特科工作的领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特工战线首领，号称“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到了1933年，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高级领导们被迫纷纷逃离。一部分在周恩来带领下前往江西苏区与红军会合，另一部分实在去不了苏区的则逃往国外。康生作为特科首领，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掩护中央领导们撤往苏区，他自己基本上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等到他要撤离的时候，上海的地下党力量已经损失殆尽，要走，只能靠他自己了。
康生安排了所有中央领导人撤退之后，就从容地携夫人曹轶鸥通过重重关卡，一起登上了去大连的日本客船，逃离了上海，去了苏联。在苏期间，康生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在共产国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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