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国共合作，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其实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因为自同盟会时期起，陈独秀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很透彻。所以，陈独秀多次致信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的党内合作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
次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苏俄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分是新闻记者。
孙中山特意为鲍罗廷举行了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鲍罗廷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鲍罗廷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
这就是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所作的杰出工作。
其实，鲍罗廷在这一期间还做了一项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是建议和策划成立了闻名世界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一系列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何等重要。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创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的重大决策，也是他历经数次挫折和失败后作出的英明抉择。
在参照苏联模式后，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
为此国共两党对该校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
蒋介石出任校长，与鲍罗廷多少也有关系。在1923 年11 月26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 他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
拟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自游俄归来后，不愿出任。鲍罗廷通过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多次催促。蒋介石尽管扭捏作态，但最终还是赴任了。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人戴季陶，戴季陶也是中共创党之元老。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黄埔军校后，决定在全国19个省招生考试。由于当时
全国许多省区尚在军阀统治下，无法正常报考，只能委托各地党组织及参加国民党“一
大”的代表物色和介绍。尽管如此，报名人数依然超过计划招生人数三倍多。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派来军事顾问小组外，还向军校
赠送了大批武器和经费。
鲍罗廷于1924年1月底派捷列沙托夫、捷尔曼等人组成第一个顾问小组，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国民党要人们恭维鲍罗廷，主要原因还是有求于这位“财神”。鲍罗廷联系苏联开来一艘油轮，在广州卖油所获250万元，便成为蒋介石办校和建立黄埔军的最初财源。
中共广东区委经费上也经常由鲍罗廷补助，不过每年只有几万元。
蒋介石则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众多人员任教职。
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当时党代
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
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申府
还为周恩来解决了从欧洲回国的经费。
鲜为人知的是在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却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了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时年27岁且无从军和军事知识的周恩来由此推上了军政舞台。
周恩来升任政治部主任后，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周恩来等人领导组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鲍罗廷都同意拨款。
不过苏联方面把主要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左派，不主张中共大力发展军队。
对鲍罗廷偏重于援助国民党的做法，中共许多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意见。鲍罗廷却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不过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当时苏联的政策。
1924年10月，军校师生参加了平定广东商团之乱，首树军威。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为
商讨国是北上之前，特来军校检阅学生的演习，赞许学生“
忍苦耐劳，努力奋斗”，还叮嘱
师生：“不论是国民党员或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退出了共产党。
周恩来虽然一度支持张申府的观点，但他很快便屈服而改变了态度。对此，张申府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当他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胜利的消息
时，马上电告广州黄埔学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
生，并对随军东征的学生表示亲切的慰问。
当军校领导向学生们宣读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克日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军校的学生在孙中山办校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学习和训练，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
1926年又参加北伐战争，连战皆捷，战果辉煌。尽管国共两党同学曾经共同参加北伐东征，但随着“中山舰事件”，此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黄埔军校学员彻底决裂。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从1924年一直到1950年，黄埔师生断断续续相互对峙交战26年。20年后，国民党方面黄
埔师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近40人；共产党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5人出自黄埔，十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占了3位，1955年授衔的57名上将中有黄埔师生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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