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
田汉
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本名田寿昌，乳名和儿，笔名有田汉、陈瑜、伯鸿、汉儿倚声、首甲、绍伯、漱人、陈哲生、明高、嘉陵、张坤等。
湖南省长沙县人。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田汉早年留学日本时曾自署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1968年，田汉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迫害死于狱中。
剧作家田汉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一户贫农家庭；田汉的家乡长沙县是湘戏、影子戏盛行的地方。田汉从五六岁时起，就经常骑在叔叔们肩上，赶十几二十里地去看庙台戏。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参加学生军后，当时军人看戏不要钱，他便时常到“三尊炮”去看京戏，在这种四处可学的气氛和四处爱学的精神下，田汉初步掌握了戏曲艺术的形式，懂得了一些舞台处理方式。而此时传统的折子戏《三娘教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根据这部戏改写产生了他的处女作《新教子》。剧本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而田汉这年只有13岁。
1916年，田汉的舅父易梅臣出资将田汉和自己的女儿易漱渝送往日本读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于是易梅臣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那年田汉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田汉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1920年，田汉发表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1920年底，田汉与易漱渝在日本结婚。
1921年，田汉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以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田汉虽然又有新的恋人，但是已然没有以前的滋味。
1926年，田汉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
1927年秋，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创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同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甚广。那年，田汉与黄大琳结了婚。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主编《南国月刊》。
田汉率南国社到南京晓庄公演。受到校长陶行知和师范院校学生、农友的热烈欢迎。会上，陶行知发表了极富感情极为生动的欢迎词：“今天我是以‘田汉’的身份欢迎田汉。晓庄是农民的学校，农民是晓庄师生的好朋友，我们的教育是为种田汉而办的教育……所以我是以‘种田汉’代表的资格在这儿欢迎田汉。”
田汉则用同样风趣的语言说道：“陶先生说，他是以‘田汉’的资格欢迎田汉，实不敢当。其实我是一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的欢迎，实在感到荣幸，我们一定要向真田汉学习。”
那时田汉在婚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她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而田汉的才华恰巧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在频繁的信件交往中两人建立不一般的感情关系。直到1929年新年之后，田汉与黄大琳友好分手。
1929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文艺上取得田汉这一位大剧作家的支持，将安娥安插到田汉身边做秘书。从此安娥进入了田汉的视野，安娥不但照顾了田汉的生活，还顺利的影响了田汉的思想。1929年冬开始，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与交流中，也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
青年田汉
1930年3月，田汉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担任了重要职务，领导和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
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是发起与组织者之一。
那年秋，安娥与田汉同居了。两人的同居的消息很快被订婚已一年的未婚妻子林维中得知，于是在林维中和家人的逼迫下，田汉又无奈的与定下婚约的林维中完婚。虽然两人已然成婚，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为田汉已经心向安娥不可挽回。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
1932年，田汉遇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人物——20岁的聂耳。当时的田汉，已是有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
聂耳原名聂守信，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世家。1930年，18岁的聂耳为生活所迫来到上海，在烟店当了名店员，第二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师，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1年4月，因耳朵敏锐，别人给他送绰号“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为聂耳。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黎锦晖是位热心于儿童歌舞音乐和通俗舞音乐的音乐家。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7月，聂耳化名“黑天使”，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前辈黎锦晖：“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田汉由此注意到了聂耳。
当田汉得知聂耳的经历和追求进步的愿望后，就专门找到他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了上海音乐发展的情况。聂耳那时正为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不满和苦闷，共同的音乐追求使他们相识、相惜。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
古人言：“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所思所言才能不谋而合。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在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摄影棚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了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开矿歌》。虽然聂耳比田汉小14岁，但两人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1933年3月，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夏衍，任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田汉和夏衍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等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和聂耳通力合作，联袂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慰劳歌》《打长江》《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多首歌曲。至此，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改革的先行者田汉与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人民音乐家聂耳成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史上和新音乐史上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两个人最后的合作则是《义勇军进行曲》。
解读《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前前后后, 首先要从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老电影《风云儿女》说起。
1935年5月24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北京东路780号，后为黄浦剧场）首映。不过，比这部影片内容更为人熟知的是它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被誉为抗战前线上最震撼人心的旋律。
1934年春，一家由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电通影业公司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这是用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有声片，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成为华夏神州一时的流行金曲。紧接着，电通影业公司开始筹拍田汉撰写的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也称《凤凰再生》）。它描写的是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
1935年2月，就在影片即将开拍之时，剧本作者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相继被捕，年轻的聂耳满腔怒火，主动请缨，担当起为影片作曲的任务。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所内，短短几天内就谱写出雄壮的《军歌》初稿，并把歌曲名字改为《进行曲》。另外，由于田汉的被捕，原本由他来写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只好改为由导演许幸之代为完成了。好在许幸之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此前也曾发表过大批爱国主义诗作。
媒体资料披露，田汉的歌词初稿是一首自由体诗，各句字数不同，长短不一，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增强歌曲力度，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二是将田汉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去掉飞机，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三是在原歌词第六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之后，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正式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谱曲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的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另一种说法是，电通影业公司收到聂耳的定稿后，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歌名无论为《军歌》还是《进行曲》，总感觉主题不太突出，不尽人意。大家推敲后，决定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
为了主题歌《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些，影片导演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一块去找侨居在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进行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发行。一星期后，该录音转录到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后期制作。
与此同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先后在1935年5月10日《中华日报》第一张第四页副刊版和6月1日出版的半月刊杂志《电通》画报第二期上发表，广为宣传和传唱。
《风云儿女》上映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具有高昂的时代激情和雄伟的民族气魄。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1935年7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来的田汉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兴奋，但惊闻聂耳遇难，他失声痛哭。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远不止于银幕和唱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也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斗旋律之一。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怒吼。戴安澜将军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1938年，前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仆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悲壮一幕。
从《聂耳全集》中获悉，聂耳创作的音乐作品共计42首，其中器乐曲7首，有歌词的作品35首。田汉作词的就有10首，是聂耳创作的歌曲中作词最多的人，还有５首歌词是田汉的夫人安娥创作的。1934年，作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及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后经夏衍改为电影台本，主题歌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创作了五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8月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他是组织者之一。
1938年，田汉年初与马彦祥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2月，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
1940年，到重庆，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爱国人士刘良模因在国内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而遭迫害流亡美国。赴美后，他继续介绍推广《义勇军进行曲》。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得知后，非常喜爱《义勇军进行曲》，为支持中国抗战，特意灌录了名为《CheeLai》(译为《起来》)的唱片，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他还把这张唱片的稿费寄给田汉。宋庆龄还为其亲自撰写了唱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
1944年春，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6年3月，林维中无奈与田汉协议离婚，结束了两人痛苦的婚姻。田汉与安娥，历经情感的磨折最终走到了一起。随后，他们度过了20多年的晚年生活。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义勇军进行曲》无愧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第一插曲”。
1968年，田汉不幸被文革造反派关押、批斗，与1968年含冤而死。8年后的5月，71岁的安娥也随田汉而去。
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田汉故居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村，住居始建于1820年。田汉从出生起直至10多岁前往省城求学前一直居住于此。2005年，故居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2007年7月10日长沙市政府公布其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田汉故居
田汉北京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东四北大街路细管胡同9号。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戏剧家协会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田汉购置了此宅。田汉自1956年开始在此居住，直至去世。1986年6月该故居被东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田汉上海故居位于上海瑞金二路409弄内。田汉1927年起开始在此居住，该故居也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正式成立后的社址。田汉在此发起和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直至1930年秋，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田汉才离开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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