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第三厅第七处处长范寿康
范寿康 曾任国民政府第三厅第七处处长
范寿康（1896.1.6-1983.2.27），字允藏，浙江省上虞县人。毕业院校于东京帝国大学。代表作品《教育大词典》（主编）。中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
范寿康，上虞丰惠人。1896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
范寿康出生在丰惠城隍河沿一座幽深清凉的老宅里，这座老宅名叫“后乐堂”，为什么叫“后乐堂”呢？
《范氏宗谱》记载：北宋大诗人范仲淹是范氏第12世，范高平39世。范寿康则是40世。
为了继承先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遗风，范寿康父亲范高平在构建老宅时，特意取名“后乐堂”，以此来教育子女要传承“以天下为己任的后乐精神”。
范高平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将一生积累，除了用于构建后乐堂外，全部用于建造上源闸和办“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等，一生积德行善，为子女做了很好的榜样。
范寿康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后乐精神”自然成了范老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
范寿康1913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范寿康始终以“后乐精神”作为座右铭，抱着教育兴国的宗旨，积极投身于祖国教育事业。潜心研究教育理论。确立了“人生要以服务为目的”，“与（贡献）大于取（享受或消费）者为善人，与等于取者为中人，与小于取者为恶人”的人生理念。
1923年范寿康获教育与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主编《教育大词典》。
192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
1927年任春晖中学校长。
1932年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3年8月至1938年4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育系教授，主讲“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哲学研究”等课程，以通俗严谨的教学风格深得学生们的喜爱。作为“五·四”时期就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在课程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受到进步同学的欢迎。在此期间还兼任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主编、出版委员会委员，教授会主席等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范寿康毅然辞去武汉大学的职务，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经郭沫若介绍，范寿康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工作。任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兼七处处长，协助郭沫若领导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此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研究室主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行政院参议。期间编辑出版《日寇暴行录》一书，揭露敌伪罪行，后又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研究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范寿康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前往台湾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
赴台后，范寿康从小学、中学入手，直到大学和全社会，竭尽全力地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岛内强制推行长达50年的亡我中华文化的奴化教育影响，并把它列为教育厅的首要任务。
日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实行所谓“皇民化”的教育，强行将日语作为“国语”，使台湾无处不充斥着日化的报刊书籍。日本殖民当局还强迫台湾人民从小学开始就必须读日文，讲日本话，并派清一色的日本人充当小学教师，还强迫台湾人民改为日本姓名。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范寿康针对性地提出全面“中国化”的号召，组织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教育。为了解决师资短缺，他创建了台湾师范学院，培训国语师资。
在社会上，他组织宣传倡导血统一致，不忘祖先，推行中国话，看中文报，读中文书。
1946年初，范寿康亲自到上海招聘了一批知识分子去台湾任中学教师。还选拔100名公费生，送大陆进修学习。
由于范寿康提出的“中国化”在台湾广泛传播，推行雷厉风行，措施到位，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局面便大为改观。
开展“国语运动”后几十年来，台湾民众讲用国语十分普及，尤其在青年一代，国语讲得十分标准。使得台湾同大陆在语言文字上得到了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对于统一大业，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估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寿康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在台任教育处长时，为弘扬祖国文化、普及国语，作过许多贡献。
1970年退休。
1981年范寿康离开台湾赴美国。
1982年4月18日，他以88岁高龄，在离开大陆37年之后，又回到大陆并在北京定居。他这种爱国的举动，当时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他回到北京的当年，就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并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列席同期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的接见与宴请。
出版有《个性教育》、《教育哲学大纲》、《各科教学法》、《近代六大教育思想家》等教育学专著，主要作品结集为《范寿康教育文集》，至今仍有出版；作为我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编著了《哲学通论》、《美学概论》、《艺术之本质》、《朱子及其哲学》、《中国哲学史通论》、《现代德国哲学概论》等一系列哲学教材，并编译了《认识论》、《康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小册子。
范寿康一生出版著作近30部，论文二、三百篇，作为教育学家，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在哲学领域涉猎极广又多有建树。在《哲学通论》的自序中指出，哲学研究中所必不可少的是一种“澈底求真”的精神，并在哲学探索中如是要求自己，在许多方面有独特见解。在世纪初有名的“科玄”之争中，作为中间派的代表有较合理的主张，如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而他在美学领域提倡生命美学，这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
在学术上服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1921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指出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既不能因为是国粹就一味接收，也不能因为是“洋货”就全盘摒弃，“一定要分清外国学术思想何者与中国有益，何者与中国有损，采用外国学术之时务宜取长舍短”。
为祖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和为祖国统一事业所做的努力，映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开阔胸襟和崇高信念。
1983年2月27日范寿康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范寿康 逝世之前曾抄录于右任的两句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他的一腔赤胆忠心的爱国之情无不令人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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