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第三厅第五处处长胡愈之

第四节   

国民政府第三厅第五处处长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

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绍兴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胡愈之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胡愈之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从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记得在中学生时代，我的身体又矮又瘦，显出额角格外地鼓大，站起来全身失去了支点。又因为小时候多病，头发黄短，在额后垂着长不盈尺的卷曲的辫子，恰像一条猪尾巴，老是给身材高大的同学们，当作开玩笑的资料。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间，我的父亲送我去投考绍兴府中学堂。那时绍兴是革命伟人的产生地，绍兴府中学堂是以闹风潮著名的学校。府中学堂的监督（中学校长当时称监督）一年中总得换过两个。据说当时学校当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为录取新生的标准，以为人小是一定不会闹风潮的。而我却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个，所以便被录取了。（这还是最近听鲁迅先生──当时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说的，以前我还不知道。）学校当局的眼光是不错的。我在府中学堂，是最安分的学生，不但不会闹风潮，连同学们的欺侮嘲笑，我也从不敢反抗。我是一个多么羸弱的孩子啊！又是第一次离开家庭，进都市的学校里。初进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资格的同学的欺侮的；又何况许多同学们，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大，我自然只好忍受一切，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

这时候离开武昌起义，不过半年，清室的统治，已开始动摇。绍兴的革命伟人徐锡麟，行刺恩铭不过是前二三年的事。我们时常经过绍兴府城的轩亭口，不免回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斩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学生，给神秘的革命情绪笼罩着。我说“神秘的”，是因为当时的青年不像现在的青年那样，有明白的政治社会意识。不过因为清廷惨杀革命志士，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又因受当时报纸民主思想、种族思想的影响，所以觉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觉得非牺牲生命去革命不可。当时，我和同学们最感兴味的是谈革命。虽然学校当局恐惹起外间的注意，劝学生们勿谈政治，但是我们都把革命问题，看作比校课更有兴味。有几位教师，是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的，我们都特别对他们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间，这郁积在青年人心头的革命情绪，是非表现不可了。而表现的方式，却是剪辫子。说也奇怪，因为有一二个同学剪去辫子，大家相率仿效，剪发竟成了一时的流行病。虽然学校当局为避免外面的压迫，劝告学生勿剪辫子，但是一大部分的学生却都变成了光头。我的堂兄在府中学堂里，他也是首先剪去辫子的一个，他的家庭知道了这事，告知我的父亲，父亲着慌了，连忙来一信。叫我万勿剪辫子。我便写信去要求，我的父亲又来信，申斥了一顿，引了“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反对剪辫子，不过因为当时清廷压迫甚严，凡是剪去辫子的人，往往被称作革命党，捉去便杀头。父亲是怕我发生意外罢了。

究竟我是一个赢弱的孩子。我没有反抗父亲的勇气，只好暂时把辫子留着，但是因此我却出了重大的代价。我被同学们当作侮弄的对象。“猪尾巴”变成了我的代名字。自然同学中留着辫子的还很多，但是他们是“大人”，没有人敢取笑，而我却只好吞声饮泪，独自受着高大的同学们的欺侮。不单是剪发的同学们，扭住我的小辫子，当作把戏，连那些和我一样留着辫子的同学们，因为自恃拳头大，也称我叫“猪尾巴”，这是多么难受的侮辱啊。

这一年暑假，我是拖着小辫子回到家里，但要求父亲下学期转学到别处，为的是不愿受“猪尾巴”之辱，不然父亲便应该准许我剪发。可是这两个要求，都被父亲拒绝了。暑假过后，我只好依旧拖辫子进绍兴府中学堂去。

可是这时候情形却不同了。捉拿革命党的风声突然紧急起来，许多人因为剪辫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来已剪掉发辫的同学们，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装着一根假辫子，回到校里。我心里虽然暗暗得意，觉得剪发的同学们，实在也不见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更深切地感到“猪尾巴”之辱。他们虽然装了假辫子，比“猪尾巴”到底威风些啊。

秋季开学以后，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伤寒症，热度很高。人们雇了划船，把我送回两百里路外的家乡。当我到家的时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亲，祖母。一家人都忧急得不堪。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个月，中间有两个月不吃东西，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医生都说希望很少了，后来总算是慢慢救活了。这以后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头奖，可以说是意外得来的。

快到深秋的时光，我的病已过了危险的时期。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到来了。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到几天，革命的声浪，震破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的寂静的空气。有人说杭州城已挂着白旗了，有人说革命党已占领绍兴了。这些消息马上就传到我的病榻旁。父亲来和我说，满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间已经有许多人剪掉辫子，天下应该是汉人的天下了。

在病担榻中躺了三个月的我，正没法消除闷气，听了这样的惊人消息，自然喜之不尽。我正自忖着，我这回虽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辫子，不再受“猪尾巴”之辱。我是多么快活啊。

那时我听到革命军光复各地的消息，感情的兴奋，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来看我的人，我都和他们谈论国事。甚至一个不懂事的佣妇来我房里的时候，我也要问她外面变成了什么景象，街上有没有挂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去看看这大转变后的新世界，满足我的兴奋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亲要报纸看，父亲却不许可。医生说我的身体还是十分虚弱，看书看报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闭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异变象，想象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载着的惊人新闻，我委实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饭的时候，我的房里没有人。我从病床上奋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对面我父亲的书室里。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时报》，就折回到病室里。还没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亲进房来的时候看见我晕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份《时报》，全家都着急起来。忙扶我到床上，请了医生来，总算又把我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就绝对不许我看报，而且不让我一个人在房里。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没有气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逊位，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我的父亲本也是“新党”，到这时他再不犹豫了。他选定了一个吉日，叫了理发师来，替合家男子剪发。父亲是第一个剪去辫子。自然这一回父亲不再主张“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时我已经能从床上起来，准备在我的父亲叔父之后，剪掉我的小辫子。但是当我起来照了一下镜子，发见那我认为奇耻大辱的猪尾巴，早已不见了。原来一场大病，把我的几根又黄又短的头发，脱的干干净净，我已成了一个秃头。因此直到了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表现我的发辫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比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胡愈之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任编辑。

1920年胡愈之与茅盾、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如果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当之无愧的旗手，那么“五四”新文化火种的滥觞和洇漫，更有赖于茅盾、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郑振铎、周作人、刘半农、田汉、陈望道等一大批新文化精英的努力实践和不懈传播。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的影响和作用在“五四”前夕，与茅盾等一起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时就已经初显峥嵘。

“五四”新文化初兴的1920年1月10日，胡愈之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达9000多字的文章《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接着他又先后发表了《创作的新倾向》、《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等一批文学评论，成为中国最早揭起现实主义文学旗帜的“五四”作家。

1921年胡愈之创办上虞第一份报纸《上虞声》，寄回上虞发行，在家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

1925年编辑出版《公理日报》，并在《东方杂志》发表长文《五卅事件纪实》，声援五卅运动。

今天当我们评价“五四”作家的文学成就时，我们习惯于将目光集中在几个旗手和一些经典的小说、诗集等作品身上，其实就启蒙和普及的意义而言，胡愈之那些视野广阔、知识丰富、观点鲜明、思想进步，既短小精悍又通俗朴实的文学作品，其影响和作用至少在当时丝毫不亚于甚至有胜于前者。

1927年4月13日与郑振铎等联合发表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抗议信。

1928年，胡愈之因遭反动派忌恨，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并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同时入新闻学校学习新闻学。留法期间，曾利用假期，游历考察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

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1931年回国。在返国途中对苏联进行访问，回国后著《莫斯科印象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成就。

胡愈之在苏联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胡愈之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邹韬奋读后也为之震动。于是，他请朋友从中介绍与胡愈之会面，一气谈了三个小时，并向胡愈之约稿。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当时苏中断交，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邹韬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邹韬奋有胆识，有正义感，从此倾力相助，参与组织和策划《生活》的编辑工作，还经常为刊物写稿，尤其是以“伏生”为笔名写的国际问题文章，一时风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号召力。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为广告，企图鱼目混珠；《生活》为此特意发表声明，澄清“伏生”并非“胡伏生”，成为当时媒体内部的新闻事件。

《生活》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化市场，印数只有2800份。从第二卷起聘请邹韬奋主编，他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层次，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发展到2万份发行量。

1931年邹韬奋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十分赞赏，在《生活》上发表读后感，推荐给读者。《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

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书（周刊社本来也有一些文章结集出书）。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后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而生活书店的前身就是《生活》周刊社（1925－1932）。这一年，邹韬奋37岁，胡愈之36岁。

生活书店成立后，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一是表面上把周刊与书店分开，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场而被禁时影响书店；二是以书店为核心出版多个刊物，书刊互动，快速发展；三是出版与发行并举，不但发行本版书，而且经售、代办各种书刊报纸。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业务。这三家书店目标基本一致，一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胡愈之虽然没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周刊发展初期的重要参与者，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宣传抗日救国。

胡愈之（右）与鲁迅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特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欣然答应。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好出国避难。行前，他将《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负所托，不但组织编务，而且原来每期由韬奋执笔的“小言论”都由他来写。刊物办的很有锐气。

1933年，胡愈之应鲁迅之邀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筹划创办《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成为进步工作者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

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当局通令全国查禁《生活》。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

《生活》虽然被禁，但不到两个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设想，又创办了《新生》周刊。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一切仍属旧贯”（邹韬奋语）。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胡愈之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救国会，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离港经法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赴苏州，以“爱国有罪，自请入狱”抗议国民党暴行。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风云变幻、国难当头的日子里，邹韬奋和胡愈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委和宣传部长，利用这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积极促成《救亡日报》创刊，并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为党开辟了向国外宣传的新闻机构。

上海陷落后，仍在租界里继续出版《团结》、《集纳》、《译报》等刊物，向国内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20卷。

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韬奋每当有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胡愈之的意见，对他十分佩服和信任。1938年12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有共产党色彩的书刊开始新一轮的清理。生活书店又面临一个新的关口。邹韬奋特别邀请胡愈之到重庆，商洽书店大计，总结9年来的工作，制定抗战阶段书店工作原则和新的编辑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并在组织上确立了三个系统，第一是社的小组，这是帮助社务能正确执行的细胞组织；第二是业务系统；第三是自治会系统，这是增进同人福利，实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个职工政治认识水准的细胞组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创见的。这可能与胡愈之曾到苏联访问有关。

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韬奋深以为然。在随后举行的社员大会上，胡愈之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担任的唯一一个公开的职务。

会后，胡愈之对编审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的出版原则和编审工作计划化的要求。他手订了全年和各季度各类出版物的编审计划、出版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措施，把过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类，由每个编委分担一个种类的编审工作。为保证编委会工作的正常进行，还制定了《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20条。在组织领导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编委会集体负责制。编委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商讨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开会时请经理、生产部主任和营业部主任列席。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生活书店业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升了书店的职业化水准。

邹韬奋对胡愈之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的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武汉沦陷后，胡愈之奉周恩来指派赴桂林，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创办文化供应社，出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

1940年胡愈之遵周恩来意见离香港到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应聘任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在苏门答腊避难期间，进行印度尼西亚语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主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领导了南洋的“民盟”支部，发展了党在侨胞中的统战工作。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

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新加坡与陈嘉庚创办《南任日报》。

胡愈之在南洋时期的作品及文学活动，在中国的同时代作家中是颇具独特意义的。胡愈之在南洋时期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的影响和作用，着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给南洋华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遣产；二是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开垦作用；三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的伟大品格。这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称胡愈之为“引领南洋华文文学的擎旗手”，乃当之无愧。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3万字的纪念文章。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准备由大连转到华北解放区。那时李一氓正在大连主持工作，接待了他。有一天，两个人谈起了当时的战局。他对李一氓说：“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我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你是怎么估计的？”李一氓问。

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因而人心亦崩溃了。你们没有看见在国民党区域不论哪一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

经胡愈之这一说，李一氓不禁大为欣喜，连声说：“你这个看法有道理，我完全相信。”本来，李一氓是想等有方便的人同路时，陪送胡愈之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平山县去的，现在听了胡愈之的见解，便立刻报告了旅大区党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建议应该马上送胡愈之去平山县。

经过旅大区党委的研究，他们就专门为胡愈之组织了一次交通和护送。在胡愈之即将离开大连时，李一氓还向他提醒：“到了平山后，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

胡愈之到了平山县不久，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胡愈之遵照李一氓所叮嘱的话，就把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坦率地说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对胡愈之的看法也很重视。随后就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研究。

毛泽东接见胡愈之(右三)等

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共双方的军事形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又写成《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对自己原先的估计进行了更改。他在文章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9年9月，胡愈之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办下，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并为会议题了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当时是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他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

1957年7月10日，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愈之的发言稿。

1960年为纪念商务创立六十五年，胡愈之来馆讲馆史。

早在三十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创办了文摘刊物《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新华月报》题词。毛泽东接读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笔，作了题词。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代发刊词，题目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胡愈之虽然自己也处在逆境之中，但他还是处处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他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便忧心忡忡地约杨东纯、周世钊3人联合上书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接见他们，他们有话要说。毛泽东那时一般不轻易接见人，但看了他们的信，还派人来与胡愈之他们3人谈话。胡愈之、杨东纯、周世钊3人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以很诚挚、很沉痛的心情和态度，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胡愈之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杨东纯谈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一个半天没谈完，又加了一个半天再谈，他们整整谈了两个半天。

毛泽东所派来的人，对胡愈之他们3人所谈的话都作了详细记录，回去以后也上报了，却没有结果。

然而，胡愈之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胡愈之也没因此而灰心，仍处处关心同志，仗义执言。如茅盾当时无人过问，他就去看望他，并利用一切机会去反映他的正当要求；冯雪峰去世后，“四人帮”的大小喽罗不准开追悼会，在最初的治丧方案中，甚至不许称呼“冯雪峰同志”，他深抱不平，到处奔走呼吁，总算为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争得了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1982年与楚图南、巴金、谢冰心、叶圣陶、夏衍等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

1984年——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

1985年6月，参加上虞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召开的虞籍人士座谈会，支持家乡建设与修志工作。

建国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