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时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49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
周恩来为此被迫作检讨。
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
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960年至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
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
周恩来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49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
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
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
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
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1955年，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不过周恩来仍然坚持赴会，并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最终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
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
此外早期和美国的接洽也在暗处进行，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
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同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11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他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
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但在1973年，毛泽东却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的名义，发动了对周恩来的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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