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段难忘的记忆，便是有关学习外语的事了。
我所在中学同年级有13个班级，其中11、12、13班是学俄语的，其余大多数班级全是学习英语。不知为什么，班级里有同学开始转班了，要求学习英语。后来才知道，这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有关。
我国石油资源较为丰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但旧中国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下，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原油产量极低。1949年，全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总共只有8台浅井钻机、4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外国石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石油市场，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高额利润。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篇章。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在东北、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1959年9月6日 ，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10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之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产生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几年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理解片面，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不切实际的要求，违背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给生产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客观方面，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卡我们的脖子，又大大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
毫无疑问地是苏联的背信弃义影响了中国社会，也影响了全体中国人对当年“老大哥”的痛恨。反对学俄语成了学校里部分激进学生的呼声。
虽然，学校里有一些同学转班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反修就拒绝学俄语，那么为什么就不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拒绝学习英语呢？我和一些调皮的学生一样，没有转班，但是将反修的怒火放在对付俄语老师身上了。
记得，那位俄语女教师长得又丑又老又矮小，还有难闻的口臭。当她拿着课本在两排桌椅间走来走去地领读俄语时，男同学们就会悄悄地用粉笔在她的背上画个乌龟什么的，大家会哄然大笑，而这位俄语老师却总是浑然不知。
结果呢，临中学毕业时，我们只会饶起舌尖念上几句最简单的俄语单词，实际上连33个俄语音标也背不出，反正不考试了，学了也是白学。
在用实际行动大反修的年代里，到1963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000万吨；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1960年至1963年共用国家投资71000万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000万元。大庆还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讴歌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劳动。电影《大庆战歌》、话剧《初升的太阳》、歌曲《大庆家属闹革命》、以及后来创作的电影《创业》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中央文件的传达和新闻工具、文艺作品的广泛宣传，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工业学大庆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但这与我似乎还没有关联。我中学即将毕业了，我处在了十字路口。我最关心的是将来的前途选择。继续报考高中，家中没钱，如果弃学，意味着从此远离了教室。
中学美术老师沈祖琪来到了我的身边：“现在学校得到了一个报考美校的机会，你是否能去试一试？”
我犹豫了，这需要报名费。
我站在了人生的路口，眺望远处，眼泪簌簌。遥想当初，一个入，一个出，就在那不远处的路口。人生也许从此会分隔两地，要么在天上飞翔，要么仍在地上打转，天与地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沈 老师的真情却牵动着我。
如果我在这一个路口的错过，到底是福是祸？我却仍不知不懂。
然而，我没有在这个路口错过，我按照沈 老师的要求作好了一切准备。我怀揣着一板廉价的色块水彩颜料，还有一支毛笔，来到了徐家汇的一所中学，参加了那次美术考试。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美术命令题考试。考卷发了下来，命题题目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没有急于动笔，偷偷地环顾四周的考生，其实也没人动笔。
此时，我想了很多，眼前是一片晴空，以湛蓝为底，画上我对白云的情绪，我双膝深深亲吻着大地，我向着天地真诚地拜祭。不，这不是我的命题作品。
我想画个红太阳，或是画我心中的太阳长居之地。在太阳释放的光芒延续下，也许是一杯沉重的烈酒；我的画也许是那阴冷的天国，那里有我父亲的身影……
但我不会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去构思我的绘画作品。
在我的中学时代，能够影响和左右我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第二个春天》、《 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青年的一代》、《三人行》、《李双双》、《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龙江颂》、《丰收之后》、《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等。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年轻学子所追求的理想与展示的抱负，总是党和国家利益至上。
最终我作出了选择：我画了一个年轻的学生，那就是我，我穿着一件短袖，敞开着的衣襟随风起舞，红背心上印有我的中学校名，短袖的口袋里露出一本毛选的书名《青年运动的方向》。在我的身后是高耸的电缆铁塔，还有广阔的田野……离开嚣张的大城市，到农村去接受煅练。
在毕业前夕，学校里已经在宣传学大寨运动。也许这是时代的召唤，也许这正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最具体的表现。
也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等待美校录取通知时，学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全国废除了高考。此时，沈 老师还曾偷偷地告知我，我的录取通知书正压在他的抽屉里。我的梦碎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废除高考？
直到现在，才可以从网上查找到一些相关当事者的回忆说词。
原来，北京第四中学曾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那些高干子弟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一些动向后，四中的青年学生们颇具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谁也不曾料想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竟会在这一群年轻人的躁动下土崩瓦解。
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居然首先站起来砸烂了他们曾经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怎能不令人深思？
那是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现161中学）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
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的全文，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惜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都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 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在这些信中，热血沸腾的红小将们这样写到：“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由于统一高考制度废止，我在毕业后的归宿，就不得不由自己去作出选择。
令自己惊讶的是，我在报考美校时的命题画是《用实际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画中的自己是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这幅命题画作品保质期很长，中学毕业后，我真的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我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离开了大上海，在农场一呆就是流失了十年的青春光阴。
令我没想到的是：11年后，同样还是那个刘源，居然又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了。
刘源像是跟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是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是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摸不清头脑，因为这次“伟大”的考试改革，其实只是北京四中1966年红色乐章由缓转急的一首变奏曲，而真正的高潮还在编排着它的音符。
回忆这些心湿的日子，我思绪纷乱，转眼又到了清明时节。
风狂雨恣凄凉显，蹉跎岁月迷愁眼；
几多哀思催泪咸，不敢直面忆从前。
梦里师生喜相见，醒来魂惊难再眠；
咽声枉念书十年，青春年华似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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