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的阴雨飘浮在田野上，面对着三月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宅居家中，不想出门了。这一躲，其实已躲了六年。我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处长职位，远离繁华的上海都市，在东郊找了一份工作，转眼在这里生活了近六年。周末，整理起自己过去的一些日记和笔记本。电视开着，传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红歌声。往事件件浮现眼前，想忘也忘不了了。
我是六六届初中生，曾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又空前绝后的运动。这次运动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也象很多人一样，对这段历史开始在心中淡化。经历过的人，或因耻辱，或因负疚，或因厌恶，都不愿旧事重提。唯有网络上还有人在提及或议论，也时有一些资料在揭示一些秘闻。我也会去看看，但并不想研究。今天的年轻一代，由于没有亲历而对这段历史就显得很淡陌。
我重翻过去的日记，尤其是自己的知青日记，足有六本。面对泛黄的红色日记，我却心乱如麻。
1989年，我在海燕出版社赵玉珂先生的鼓动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自传小说《死的活的和疯的》，那是自己一段回忆童年生活的往事。搁笔十余年后，又写了第二部自传，叙述了少年时期的生活。我的青少年时代历经了新中国的诞生，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父亲从一名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坦克兵，转而成长为上海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他曾充满激情地为新中国而战，却没有想到自己却倒在了新中国的土地上，他被划上了右派，押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教。文革中又被军管会枪杀于合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一纸平反书，轻轻地掩盖了一切。没人会告诉我真相，也没人会再记得他。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既充满激情又非常迷茫的叛逆中度过的。直到今天，我仍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反思社会和人类的性格特征。人与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每年太阳运行至黄经345度时即为惊蛰，一般在每年的3月5日 或6日，今天便是壬辰惊蛰。气温回升较快，渐有春雷萌动，钻到泥土里越冬的小动物被雷震苏醒出来活动了。
我犹如蛰虫，不再潜骇。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大地回春，天气变暖才是使它们结束冬眠，惊而出走的原因。
进入仲春，桃花红、梨花白，黄莺呜，燕飞来。蛰伏在泥土中冬眠的各种昆虫惊醒了，此时过冬的虫卵也要开始卵化。惊蛰是反映自然物候现象的一个节气。然，我是人，我又何故总是蛰伏于尘泥之中？
我几次想完成自己的传记，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留下一段人生的记忆，既来到这个世界，早就向死而生，那么为什么就不反思一下自己的一生呢？
“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时节正是大好的“九九”艳阳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但温暖的气候条件利于多种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田间杂草也相继萌发。生活也是如此，真实的回忆，必然会触动社会的神经，还会涉及那些曾经的同事、朋友和冤家、对头，当你想闻春雷初鸣便展枝勃发时，还得留意害虫会随即而来。真实的自传是不能写的，也不可信的。经历文革的要人名人都在写回忆录，没人承认自己的错，总是在愤怒地哭泣控诉，人人都是受害者。专家学者的研究，只停留在权力之争斗，一部文革史，难道就是一部权力争斗史？亿万民众难道都是权力争斗中的卒子？
惊蛰节气正处乍寒乍暖之际，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中国大部地区进入了春耕大忙季节。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在春耕开始的日子，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
我望着窗外飘洒的细雨，决定为自己笔耕了。但不写自传，也不写小说。那么究竟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那段过去？
我是个反叛的人，没有什么规规矩矩的定律可以约束我的思想。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学或新闻写作体裁可以规范我的文字。我的目标只是让我的思想在键盘上跳跃，俗话说：“麦沟理三交，赛如大粪浇”。要得到好收成，就要勤理地沟。我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清沟沥水。然后才是抓紧进行播种，当然同时要做好防寒工作。因为我是社会一员，无法完全地脱离社会性格特征的制约。
冬虽过，倒春寒，万物复苏很艰难。
文革虽然过去了，也渐被淡漠了，如果重提那些事件，惜于种种原因，恐怕不是能做到的事。那些曾疯狂打倒别人或被别人疯狂打倒的人，仍象蛰伏的越冬虫，大多数还在观望或等待机会。唯有少数人已化虫为龙，擂起战鼓唱红歌，坐上飞机分蛋糕，激情不减当年。
惊蛰后天气虽然由渐寒转暖，由于温度低，阴天较多，灰霉病、叶霉病、霜霉病、早疫病、晚疫病、根腐病发生较为普遍，要及时喷施各类杀菌剂，防止病菌扩散造成危害。
文革后的社会生活、文化、心态、风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谁都不希望历史重演，但仅仅忘记过去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真的忘记了那段历史。反思过去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现在和将来，记住、思索、分析这段历史，好比喷施各类社会杀菌剂，防止病菌再次扩散整个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春雷一响，惊动万物。
文革爆发时，我与全国人民一样，热血沸腾，激情飞扬。我从观望到参与，虽然还是一个稚嫩的孩子，但我已经在那时就以不同的眼光在审视这场运动，参与这场革命。
记得小学毕业时，我的大楷作业被老师挂在墙上。我受到了最严厉的训斥：“写成这样乱七八糟的字，还能报考中学吗？！”
我的反叛性格居然被自己压抑了。我从不考虑报考什么重点中学，况且自己很明白，我念的小学是一所在大跃进时代创办的民办小学，根本就没什么优秀的师资力量，所有的教师几乎全是家庭妇女。
我自小就聪明好学，身为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校长的父亲为此非常得意，他认为我比别的孩子聪明，就可以提前上学，于是在公办小学不接受的情况下，让我进了这所民办小学，还谎报了我的年龄。就这样，我比别的孩子提前上了小学。当然，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因为这一年的年龄差距而落在后面，相反依然列在榜前。
受到那次小学毕业前的羞辱后，我的毛笔字依然写得龙飞凤舞。我没有字帖，也不喜欢临摹那些端端正正的楷书或柳体字。我学的是毛体，那是领袖的字，大气、蓬勃，只是自己还没有学到位，自然就是乱涂瞎写了。
我考进了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这是个普通初级中学，没设高中。但这所学校曾开设过高中，不少教师原先就是教高中生的。现在这些高中教师教初中生，也许是大材小用，但教育质量是不差的。
因为，我是民办小学的毕业生，校方自知之明，不准同学们报考重点中学，结果，小学同学大部分考进了东风中学、红星中学和二十二中。
记得中学第一课又是毛笔字。我吸取了小学毕业时最后一堂课挨批的教训，写字时非常认真。结果，我的习字作业又被贴在墙上了。这次是表扬，而不是被训斥。
我没有任何得意，也不敢声张。因为，我的习字不是一撇一捺地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我喜欢画画，我的画不仅参加过区级展览，而且整个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我的画。那时因为我的画好，学校里为了宣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总让我画宣传连环画布置学校宣传栏，还让我负责出学校的黑板报、墙报。
二月莫把棉衣撤，三月还下桃花雪。
进了中学后，我遇到的第一件令自己最难堪的事发生了。我被学校门房间的看门老头挡住，不让进校。理由很简单：“这是学校，小朋友不能到这里来玩。”
那时我长得个子很矮，一米 二还不到，又长着个娃儿脸。当我被拒绝入校时，我气得大骂。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了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你多大了？几班的？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作答。那男人笑了：“进去吧，好好读书。今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可以找我，叫我江老师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所中学的校长。
江校长还特意到班级里来看我。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要求美术老师重点教我画画。从此，我又负责了这所中学的黑板报。
也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我与江校长，还有这所中学，在文革中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洗礼。 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文革惊雷之后，我在反思中寻找自己，也寻找社会
的失落。全盘否定文革主要是从是非功过进行判断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否定变成简单的遗弃。文革并不是离开中国历史轨道之外的怪兽，恰恰是中国历史浓缩的再现，是历史上各种思潮与那个社会的理想追求碰撞后的奇特结合。
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丑恶、残暴、麻木、疯狂，以及对理想的追求，激情的燃烧，
种种现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都能找出原型。
古罗马医生盖伦在体液学说的基础上曾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种类型，即性情急噪，动作迅猛的胆汁质型；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型；性情沉稳，动作迟缓的黏液质型；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型。近代著名科学家巴普洛夫把人分为兴奋型、活泼型、安静型和脆弱型等四种类型，与盖伦的分类基本相当。上述四分法在西方医学界颇具影响。而中国早期的医学著作《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则根据人的形体、肤色、认识能力、情感反映、意志强弱、性格静燥以及对季节气候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体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型，又根据经络气血在头面、四肢所反映出的生理特征，将每一类再分为五类，即灵枢所称的“阴阳二十五人”。
那么人的性格静燥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
文革无疑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这与领导者的性格有关。但仔细回顾这段历史，被发动起来的人，大多数是自觉的，并非全是强迫的。
文革是革文化的命。但文革又是一次由文化支撑的运动。如果将文革光视为是一场权力斗争，就会模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审视。
我更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的小人物的命运，包括我自己的命运。其实，文革时期最底层社会所表演的一幕幕活剧，更值得研究。文革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与心态裂变的大暴露。
权力斗争应该研究，但社会文化与心态异变更值得研究。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对于上层的权力更叠，并非是百姓关注的全部。
文革，为什么叫“文化革命运动”而不是叫“革命文化运动”？一定的政治体制总会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去内化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观念。任何政治运行都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与改造。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在今日中国，文化又被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了。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是孔儒文化与红歌文化可以同台出演。文化的政治化，也就是文化因素会对政治过程带来什么影响呢？显然给人留下的还只是隔断历史的感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格又互相冲撞，裂变出不同的民族、社会与国家。我的性格是社会造就的，但社会却再也难以改变我的性格了，我的性格也就不会再被社会价值认同，因此多了许多反叛的个性。
惊蛰过后万物复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同时却也是各种病毒和细菌活跃的季节。
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每年都会在惊蛰这天出来觅食，开口噬人，犯之则在这年之内，常遭邪恶小人对你兴波作浪，阻挠你的前程发展，引致百般不顺。大家为了自保，便在惊蛰那天祭白虎。所谓祭白虎，是指拜祭用纸绘制的白老虎，纸老虎一般为黄色黑斑纹，口角画有一对獠牙。拜祭时，需以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继而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的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能张口说人是非。
这样的民俗传说，算不算中华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祭白虎就能化解是非吗？
惊蛰民间还有“打小人” 习俗。惊蛰象征二月份的开始，会平地一声雷，唤醒所有冬眠中的蛇虫鼠蚁，家中的爬虫走蚁又会应声而起，四处觅食。所以古时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以香味驱赶蛇、虫、蚊、鼠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不顺心者拍打对头人和驱赶霉运的习惯，亦即“打小人”的前身。
所以每年惊蛰那天便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场景：妇人一边用木拖鞋拍打纸公仔，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定抖，打到你食亲野都呕”的打小人咒语。
以此抒发内心不忿。
很多人都将“打小人”神化，其实此纯粹是民间习俗而已，打小人的用意在于透过拍打代表对头人的纸公仔，驱赶身边的小人瘟神，宣泄内心的不满，大部分人去打小人，一般目的是求新一年事事如意，冇小人搞搞震。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我的心却在被中国的社会内化，文革记忆在红歌声中由淡化又淡出。但我的记忆不会再只停留在文革，而是在追打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撰写自己的经历和反思后的感悟，非传记，非小说，非寓言，非散文、非杂谈，而是沿着自己一生走过的轨迹去“打小人”，被我所“打”的对象，将是社会的不公以及人性的扭曲。虽达不到什么目的，至少也可发泄一下内心之不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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