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又来了，微微的春风吹过，丝丝的细雨打湿了整个上海都市。
我在阳台上正拿着一只喷水壶，在给自种的猕猴桃树苗浇水。
年初时我从菜市场买来了三棵猕猴桃树苗，分别种在阳台的花圃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观察它们的长势，直到最近，我悬着的心才平静了，而且洋溢着一种喜悦，树苗光脱脱的枝杆上冒出了绒球似的小绿芽，淡淡的绿色，却充满了生机。
我的情绪在无数个黑暗的夜里徘徊，以前，我总会行走在热闹地上海街市中去寻寻觅觅， 那熟悉的上海乡音俚语，在我的脑海不断地出现。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我在寻找什么？在这个炫华的十里洋场，生活只属于有权有钱的人，对我来说，内心却是一片孤独。面对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总是感觉只有老天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清明的细雨下得淅淅沥沥。六年前，我离开了大城市的喧嚣，在都市乡下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归宿之地。我在阳台上布置了一块绿地，将田野搬进了家，花无语、草无声，花草却也知情，它们在默默地生长，只要给一寸立足之地，生命就会萌动。
往事依旧飘落在我的心头，我曾游遍了中国各大城市的角落，可依旧看不到自己的身影到底留在哪里？ 我一直在寻找着自己，我从哪里来，又欲往何处去？淡淡的记忆，总让细雨朦胧了我的视线。命运总会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我在孤独的路上，时常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到底是对是错？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也是鬼使神差重返阳间的日子。
还是那个清明时节，因为下雨，我没有伞具，只能蜷缩在中学校门口的屋檐下，等待天晴。那是1964年的春天。
我的美术老师沈祖琪突然走到了我的跟前：“怎么，没带伞？”
“家中的那把伞，让我哥哥带走了。”我低下了头，没有正视我的美术老师。那时家中贫寒，哥哥才十几岁，就已经上班打工了。父亲受到了运动冲击，早就被迫离开了这个家。失去父亲的孩子，长兄为父，当然一切都要先满足兄长的需求。
春雨还在下个不停，沈 老师问我：“你住在哪里？”
“成都南路，近巨鹿路。”我说。
“噢，那我送你回家。”沈 老师扯开伞，没容我说什么，就拉着我的小手沿着静静的思南路朝北走去。
一路上，他告诉我，现在是清明时节，经常要下雨。“清明”是夏历二十四节气之一。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了。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在唐代时，玄宗皇帝曾经下诏书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扫墓就成为社会重要风俗。但是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里，又要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规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也可说，清明是一个极富特色，非常特别的节日。
他还背诵了一些以“清明”为题的诗歌，其中有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清明》。
清明过后，沈老师送给我一幅印刷的画作，那就是有名的《清明上河图》。他让我有空时就学习临摹。
在沈 老师的指导下，我尝试着学习各种绘画技巧，但他没有固定的绘画模式。只是教我如何处理线条的关系和点与面的关系。
我在中学时代的绘画水平是不错的，至少学校里的黑板报全是由我负责排版和美化的。
在我的中学时代，我特别喜欢看连环画，不仅有故事情节，还有好看的插图，我经常临摹那些插图。但也阅读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后来还读了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
据说浩然在写作中，经常深入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体验生活，由于他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因而有些专家学者称赞其小说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洋洋126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有很强的艺术特色，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国外有位汉学家称赞《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
也许是受浩然的小说影响，我的绘画也多了些农村题材，对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多了些梦想。
当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每人每天都得定量吃粮，其实对我家而言每日只吃两顿粥，早一顿，晚一顿，不要说蔬菜和肉类，有时甚至连咸菜也吃不上。最后，家里连吃粥也控制限量了，我不得不到菜市场去偷些准备送到农村去的豆腐渣拿回家，做豆腐渣饼，也是全家当时的主食之一。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餐，我年少的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开始将自己的理想融入了社会生活。
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正处在我的中学时代。当时号召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大庆精神”，激发了我献身报国的热情。“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言壮语，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座右铭。
通过学校里的组织学习，学生们知道了大庆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靠“两论起家”的，也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胜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主要经验之一。在集中领导的同时大搞群众运动，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大庆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真正是革命加拼命。
在工业学大庆时，学校还组织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良好作风。这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所以，大庆石油队伍一呼百应，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干的事情靠得住，遇到困难顶得住。
我已经记不清在刚进中学后不久，自己对“工业学大庆”运动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唯一的记忆就是在帮助学校出黑板报时总要画些石油工人的形象点缀一下。
时间一晃，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又是清明时节，我远离上海闹市，远离拥挤和喧嚣，在这都市远郊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心灵天空，耳边是飒飒响动的风声，令人不竟回想起峥嵘的岁月和逝去的先人，仿佛又听到了当年嘹亮的口号声。
谈到清明节，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联想到历史人物介子推。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 君，大事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一定会带着老母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由此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俗了。也许中国人宁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也因此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了祭奠先人的习俗。
我得一空暇，就会避开功利和金钱，忘却贪婪和私欲，用自己朴素的心情，折一枝黄花篮，虔诚地对天深深一鞠躬，鞠下自己的思索、苦闷和彷徨，寻一份奢侈的清贫。
生活的巨轮沉甸甸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上碾过来扎过去，刀砍斧凿般的印痕佐证着万丈红尘中的摸爬滚打，悄无声息间，仿佛只剩下一声苦涩的笑。
我们这一代人，总会感到无数的灵魂曾活跃了我们灰色的思想，所有的惆怅都被无情的目光淹没。人的一生，也许曾拥有过至真的情、至美的爱，举目望着细雨朦胧的天空，面对历史，我从容淡定地阅读曾经走过的路程。
我怀着梦想，来到了这个世界，在这纷纭多变的社会里，最终我才明白：快乐就好，满足就好，平静就好。
与中国人的清明节习俗不同。苏格拉底曾因思想自由被他的时代判处了死刑。临行刑前他与自己的学生有一段对话：
“你承认死是生的对立面吗？”
“我承认。”
“它们相互产生吗？”
“是的。”
“那么，从‘生’产生的是什么？“
“是‘死’”。
“从‘死’中产生的是什么？”
“我必须承认是‘生’。”
生与死就这样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着。生者无从知晓逝者的世界，即使真如描述的那般美好或狰狞，活着的人也无从验证。
清明又临，我只能说：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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