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79）

 

379

 

香港Cafe Bau餐厅的师生聚会仍在继续。在婉茹的提问下，师生们的话题转向了对文革的再次反思。沈志睿、洪文宣两位教授的叙述和白羽院长的提示，让年轻人的思路又引导到如何去正确看待当今的社会。

洪文宣教授说：

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但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我先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沈志睿教授说：

中国现在自称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什么时候进入高级阶段？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口号，为什么在官媒上消失了？为什么政府不再理直气壮地将这句口号涂鸦在大街小巷的墙头了？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口号，曾经响彻全世界，以共产主义理想而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有多少？

地球上的23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失了，这些国家包括：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包括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目前尚健在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和朝鲜、越南、老挝、古巴。有趣的是在这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还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回是医学博士林北雪向教授们提问了：网传中国正在开发文革2.0版，文革会复活吗？

白羽院长对沈志睿说：你是心理学教授，你有责任从群体心理学角度为年轻人解答这个问题。

沈志睿教授笑着说：我很难从群体心理学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最近看到季羡林先生上个月在“今日帝国”上发表的文章《“文革”教训亿金难买》。他的观点很明确：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沈志睿教授说：季羡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在他那个岁月和环境中，提出了四个很高大上的问题。今天仍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沈志睿教授打开了手机，搜索到这篇文章：

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文革”过去了没有？“文革”，并没过去！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

“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1966年6月，在清华附中初65（1）班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班上同学大都还带着红领巾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领袖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

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回答：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我的思考到此为止。也啰唆完了。

 白羽院长听完沈志睿教授的讲述后笑了。他对沈志睿教授说：你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话为年轻人解答这个问题。这可是借题发挥你的认知哇！

沈志睿教授也笑了：季羡林先生是大家，他说得话更让人心服口服，我算什么？我早就退休了，怎么敢再用文革理论去误导曾经的学子们。

洪文宣老教授也笑了起来。笑不起来的却是那些年轻学子。他们对文革实在是没有什么印象，既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就象对秦始皇的理解，秦始皇虽然是个暴君，但他统一了中国，他修建的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