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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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通过网络平台而联系极其紧密的当今世界，青年们正在带头建立促使政府担当责任的机制。通过社交媒体向政府问责，也是保障年轻人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机制，也是世界上由青年带头的众多倡议之一。

资深媒体人刘效胜对青年人寄于希望，他对南阳生等年轻人说：你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历史和世界，可以站在地球仪旁去思考这个社会。比如，如何评价当年的八九学运。

刘效胜回顾说：

必须承认，在八九学运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具体而言：

1，由于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

2，在体制内部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已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

3，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

4，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

5，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

6，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据鲍彤先生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甚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会”而升级，赵紫阳于5月3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5月4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

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先生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统一，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紫阳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紫阳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

刘效胜说道：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对话”、“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主张，在八九运动得到了最初的践行。

5月11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

5月13日，为了缓和官民冲突和迎接中苏高峰会晤，赵紫阳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但限于特定的政治条件，阎明复不是决策者，在对话中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但他却以非常诚挚的态度劝说学生们给改革派留有余地：“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段时间，有时间我们才能做事情。”“4·26社论的定性问题肯定要解决的，但要有时间。我代表中央保证决不会秋后算帐。”他甚至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把我抓回北大去，不是抓，是把我带回北大作人质，如果解决了，你们再放我。”

事实上，阎明复已经说服了参加对话的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王丹和吾尔开希还向阎明复做出承诺：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尽量劝说绝食学生撤出广场，他俩回到广场后也确实履行了承诺。然而，由于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更由于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劝说姿态，致使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和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知识分子的劝说工作失败。

关于军事戒严，赵紫阳在自述中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其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暧昧，而只有赵紫阳仍然坚持反对军事戒严。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从开启官民对话反对军事戒严，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

刘效胜说：这样的赵紫阳，难道还没有尽到他的“政治责任”吗？

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六四后的九十年代初，基于李鹏造成的经济倒退，邓小平曾经想再次启用赵紫阳，但对邓小平托人传来的信息，赵紫阳提出复出的两个要求，说明了他对政治良知的坚守：一是要有实权，二是重评八九运动。显然，邓小平可能会应允前者，而断断不会答应后者。

已经在软禁中的赵紫阳仍然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1987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刘效胜说道：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赵紫阳对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为的自我鉴定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小平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小平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所以，无论赵紫阳在内心深处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权力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早已对他不满的保守派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在此意义上，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讲，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就锋芒毕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和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在这点上，与结束了前苏联的极权体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胡、赵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韬光养晦之耐心，在最高权力没有到手之前就已经锋芒毕露；也缺乏叶利钦身处政治逆境时的政治气魄，在下台后又过于洁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官僚习性葬送了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八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比，二者之间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运动的动员规模和政治诉求上，“八九”都远远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诉求是“民主主义”性的。其次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巨大差异，五四时期的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八九时期的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再次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世界动荡不安，中国的四周充满了紧迫的威胁；而八九时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国的外在环境正在向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变化。

可以说，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大规模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强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可控制的社会变革，在政权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时具备的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信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肯定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或者说，如果党内开明派能够把握时机、比较好地处理了运动的每一环节，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应对，完全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创出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新局面。

大多数人皆承认，中国大陆完成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的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精英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人为隔骇造成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风头正盛的八十年代，体制内外确实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政治改革。当时，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和民众之间，在总体立场上有着基本共识。而八九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刘效胜说道：

不可否认，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党内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但是，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垄断性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开明和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执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与学运、知识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策略共享，其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在此意义上，“帮倒忙”的决不是学生们，而恰恰是开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青年群体不同程度地存在奋斗动力不足和奋斗精神被消解的问题。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对青年群体而言，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

刘效胜说道：

遗憾的是，现今的事实是“向上流动渠道不够通畅”等生存发展困境、疫情期间的“裁员潮”，以及“躺平”“摆烂”等网络话语的流行，都对当前青年群体奋斗状态产生影响。更令国人需要警惕的是，总有一些无耻的洗脑专家会喋喋不休地误导年轻一代。记住，这些御用文人的嘴里不会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