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为中共地下党渗透70 军成功支招
中共王牌特工潘汉年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想乘国共合作机会，恢复和重建共产党在白区的党组织，于是1938年3月，周恩来和李克农秘密决定将地下党渗透到国民革命军70 军中，并作了周密的事先策划， 先派中共特工打入70 军干部培训班。
周恩来安排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武汉办事处主任陈希周去执行这一任务。陈希周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70军特邀上校参议。陈希周为此与70军干部培训班教官马子谷作了沟通。
马子谷是第70军军长兼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的部下，也是多年好友。
马子谷便安排潘汉年、周里与李觉见了面。
潘汉年的目标是将共产党员安插到70军干部培训班，因此他与李觉见面的话题就紧抓住军队干部的培训教育。
潘汉年对李觉说：淞沪抗战仅仅是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最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蒋先生利用非嫡系部队在第一线与日寇拼搏，其用心军座是明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要使你军成为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还必需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以充实全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潘汉年的提醒当然是在挑拨李觉这支非嫡系部队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关系，但这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潘汉年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共特工领导人，他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去争取统一对象的认可。
潘汉年于1906年1月18日，出生在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务农，做塾师，自然成为“破落户”。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但仍课读乡里，教育子女。潘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喜爱。
1919年夏，潘汉年在宜兴县立第三高小毕业，在林圩祖母吴氏的资助下进彭城中学读书。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
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潘汉年到上海不久，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
潘汉年长于讽刺，善于说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之气，振奋了青年人，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
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
他日夜辛劳，把这张军报办得严肃而又富于生气，受到读者欢迎。然而，潘汉年接办报纸数月，由于蒋汪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革命军日报》随政治部被迫迁到九江。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
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19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手足无措。
潘汉年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潘汉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是谁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小开”（上海话大老板公子的意思）。从创造社的普通一员到上海小开，是潘汉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标志，也是他在革命征程中取得进步的象征。也为潘汉年今后在上海开展各种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特科”最高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从此，潘汉年就成了一个“神秘”的中共地下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
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潘汉年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
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
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
潘汉年还与杨度保持着“神秘”关系。据夏衍回忆，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去法租界会见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当时，潘汉年只告诉他：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以后可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半年后，夏衍在与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来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杨度加入共产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这件事，直到周总理临终前才对中央一位同志讲明，而潘汉年至死也没有对人透露此事，严守党的秘密。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于是，潘汉年虽不再承担“特科”领导工作，但他的活动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苏区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之后，潘汉年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
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混在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中间，机智地经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经香港顺利回到上海。
潘汉年到上海后，他俨然又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中共“特科”领导陈云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
那时，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松动。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幻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苏大使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进行试探。
因此，中共代表团委派谈判老手潘汉年和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养甫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
潘汉年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
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秘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
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
潘汉年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组织策划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革命军70军，便是潘汉年在武汉时需要做的一件事。
潘汉年面见70军军长李觉时，怂恿李觉组织培训教育，壮大属于自己的部队。
潘汉年的一番精辟见解，使李觉折服而大受启迪：“我的部下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头脑简单，只知在战场上拼杀，至于远见卓识之土，甚为缺乏。我早有心培养一批新的干部但苦于无人担负此责任……”
潘汉年说动了李觉，也抓住了机会，这正是他需要做的事：安排地下党员，打入70军。
潘汉年、周里为李觉写了一封致武汉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信，要李觉持信去找郭沫若解决培训干部的教员问题。
数月之后，70军19师回湘休整，李觉专程持潘汉年写的介绍信去找郭沫若。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第三厅主任。
李觉逐一见面、交谈后，如获至宝，委托陈希周等全权处理筹备创办干训班事宜，同时备文申报将介石，备案得到批准。
1955年周里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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