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共地下党渗透70 军游说的周里

第六节   

为中共地下党渗透70 军游说的周里

       

晚年周里

在周恩来、李克农策划安排下，经过潘汉年、周里的谋划和郭沫若的安排，潘汉年、周里成功地说服了70军军长李觉，中共地下党成功地安插到国民革命军70军云干班中了。周里是谁？这是一个湖南地下党斗争史中的重要人物。

从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起，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止，湖南地下党省级组织一共产生了18位书记。其中，第18位书记便是周里，又名周礼。

这18位书记分别是：

第1位，毛泽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不久，同年10月10日，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虽然叫支部，却是最早的湖南省一级中共党组织，相当于以后的省委），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第二年（1922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委员长，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任委员。毛泽东一直任职到1923年4月。1927年6月至7月（即在李蔚之后，易礼容之前，八七会议前），毛泽东又再次回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2位，李维汉，又叫罗迈。1923年4月至1927年5月，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第3位，夏曦。1927年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4位，郭亮。1927年5月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5位，李蔚。1927年5月至6月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6位，易礼容。1927年7月至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书记，1928年3月脱党；

第7位，彭公达。1927年8月至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8位，王一飞。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9位，任弼时。1928年3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因故未到任；

第10位，贺昌。1928年3月至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11位，杨福涛。1928年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因已牺牲未到任；

第12位，廖保庭。1928年6月至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脱党；

第13位，宁迪卿。1928年5月至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任中共湖南委员会书记，1929年3月至1930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叛变；

第14位，蒋长卿。1930年8月至1931年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

第15位，徐少保。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32年2月至12月代理中共长沙市中心市委书记；

第16位，任作民。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任中共湖南特别委员会书记；

第17位，高文华。1938年1月至7月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38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第18位，周里。1942年12月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

18位书记在湖南的革命足迹，构成了湖南地下党波澜壮阔的斗争史。

周里曾担任湖南省工委书记，他一直战斗在湖南这片红色的土地，长期从事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地下工作，是卓越的地下工作领导者。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在1948年专门成立了统战策反小组，一步一步推进策反程潜、陈明仁的进程，演绎了经典的湖南版“国共合作”，为湖南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湖南第一红色特工”。

周里原名周策海，曾改名周礼，湖南省酃县(现为炎陵县)策源乡人。父亲为前清职员，因经营有方家里略置了田地，生活还算过得滋润。

1921年，18岁的周策海报考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县里预考时得了第一名。但有个县督学因为儿子只得了第四名，担心去三师复试考不赢，便利用职权抽调了前三名考生的试卷。周策海为此忿忿不平，闹到主考的县知事那里但没有结果。一年后，周策海担心县知事不让他投考“三师”，遂改名周礼，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三师。但此事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权贵欺压的种子。

1927年3月，周里考上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长沙合办的湖南省党校。 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马日事变”。当晚，党校遭到反动军队袭击，周里爬墙逃走，在水风井附近一个卖小菜的老百姓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周里找到同乡学生、地下党员黎育教。黎育教告诉他长沙党的机关、工会、农会都被破坏了，到处抓人杀人，他的党员身份公开了，要到汉口找党组织。他问周里打算怎么办？怕不怕？还干不干？周里毫不犹豫答道，“怎么不干？坚决干，砍脑壳也不怕，革命到底！”

1927年5月底，周里受黎育教指派回到老家，秘密从事恢复农民协会工作，后来由黎育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时党支部的书记。

10月，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经酃县十都到井冈山下的小镇水口休整。 周里得知后，第二天清早便动身到水口去找毛泽东。一位高个子军人带着周里来到水口朱家祠。多年后，周里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场景：“祠堂里摆着一张四方桌子、两条长板凳，一位30多岁、高身材、穿便服的同志坐在一条凳上，正在握笔办公，原来他就是毛泽东同志，经高个子介绍，毛泽东同志马上起身亲切地和我握手，招呼我坐在旁边的那条凳上……”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鼓励周里要多找“满脚泥巴、满脚牛屎的农民做朋友，发动起来革命”，并要他给部队画地图、找向导，还留下周里的通讯联络地点。离开水口后，毛泽东给湘南特委写信，将周里的联络地点告诉了特委。

高个子军人也交给周里一个任务：到茶陵侦察敌人的情况。第二天，周里和堂兄走了一天到达茶陵后，赶到茶馆喝茶。那时，茶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是传播小道消息的地方。他们打听到，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即将带领1000多人进剿工农革命军。周里赶紧回到酃县向高个子军人报告军情。

其时毛泽东在水口的一团只有七八百人枪，得到周里的情报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一路急行军转过去打茶陵，掏了罗定的老窝。

 1928年，酃县县委成立。周里任宣传委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悬赏捉拿周里、刘寅生等人，县委机关经党员林立卓介绍，秘密转移到一位姓段的裁缝家，没想到林立卓叛变了。

周里曾这样回忆这次历险：

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请林立卓买些硫磺、白硝，准备做瓶装炸弹，还请他买点菜。下午他就把硫磺、白硝和一些鸡蛋送来了。晚上，他又送来一只鸡，说怕我们没有菜吃。他喘着气，手有些颤抖，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晚上大家不放心，鞋也没有脱就和衣睡下。

天刚蒙蒙亮，段裁缝的爱人开门发现屋对面有几个敌兵，慌忙关上门。刘寅生沉着地把一些秘密文件烧掉了。我们知道林立卓叛变了。可能是他告诉敌人，说我们有炸弹，敌人怕死，围了屋不敢冲进来……我看到情势危急，一声喊“冲”，黄元吉和我从前门冲了出去。我提着一只红色小皮箱往田里跑，将皮箱往田埂下一丢，敌人以为里面有钱，去抢皮箱……我和黄元吉乘机爬山逃跑了。

1941年7月，时任湘南特委书记的周里化装成商人，去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学习。在周里的回忆录里，他记述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特别会面：

在重庆一家药店，我找到了联系人。他带我到一条街道旁边等着。不久，一辆小汽车驶过来，“嚓”的一声在我们身旁停下。药店同志叫我赶快上车。我刚上车坐好，车又迅速开走。 车上坐着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两道浓眉，目光炯炯，面带笑容。他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是周恩来，你是湖南来的周里同志吧！”当我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时，心里很激动……他解释了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接我到办事处去。我才知道，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如麻，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的住户、卖纸烟糖果和做各种小生意的摊贩，不少是特务。坐周恩来同志的车去办事处，特务不敢公开拦车抓人，比较安全。

1942年，湖南省委改为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周里任书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危机骤起，王首道指示周里等湖南省工委领导，继续“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坚持奋斗”。

这年中秋节，周里和妻子常杏云来到长沙，住在老地下党员熊子烈家。熊子烈曾打入国民党政府任职多年，离任后一直从事情报工作。在他家还住着一个国民党特务，天天叫嚣着抓共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就住在共党家里，跟他合住的，竟是中共湖南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

周里、常杏云夫妇

1946年，经地下党员筹钱，常杏云以自己的名义，和她的四姑合伙在熙宁街(现在的三角塘)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子。一楼做缝纫店，名为“妇女缝纫合作社”；二楼是湖南省工委的秘密机关。周里在上面开会，常杏云她们在下面放哨，来了可疑的人物，就在后房敲一下木梁，示意会议解散。在“缝纫铺”的附近，有一个国民党部队机械训练班，特务怎么也没料到，湖南地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现在，缝纫铺已成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里当时化名唐积德、唐光前、唐裕厚等，扮成布商或游方郎中外出活动，地下党重要干部也会装扮成布商到这里来。一般以缝纫铺外面的花盆为暗号，花盆在外面，来接头的人才能进来。当时凡能接触到周里的人只知道“唐先生”，以至于湖南和平解放后，地下党的干部第一次开大会时，不少同志惊呼：原来“唐先生”就是我们的省工委书记周里哟。

中共湖南省工委旧址外

1948年7月，程潜被任命为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虽然，程潜在公开场合唱一些反共高调，但仍出台了一系列亲民措施。周里敏锐地察觉到，可以对程潜积极策反，和平解放湖南。

周里决定专设策反小组策反程潜等人，并精心挑选了地下党员、程潜的醴陵同乡余志宏任组长。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办事聪敏、机智。这么重大的策反任务从何处下手呢？余志宏果然不辱使命，想到了程潜的堂弟、亲信程星龄。程星龄此时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拘禁在台湾，余志宏托人带信给程星龄。程得信回到长沙后，周里破例亲自与程星龄见面，商讨策反程潜的方略。地下党员余志宏和国民党员程星龄，因此一起演绎了经典的湖南版“国共合作”。

随后，余志宏又结识了省政府顾问、程潜的挚友方叔章，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等人。 周里指示余志宏经常邀请他们在王家菜园举行座谈，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著名的“桃子湖家宴”，方叔章在自己家里宴请程星龄以及湖南大学教授李达、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等。宴会上大家对时局走向、程潜个人利害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些情况随后被程星龄转述给程潜，程潜听后连连点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的确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不久，程潜接受了周里通过余志宏提的建议，撤换了省政府中的一些反共分子，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资助了省工委活动经费800块银元。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竟听从共产党省工委的意见，还提供活动费用，这样的策反成果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1949年6月，周里决定让程潜递交一份“备忘录”，向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程潜立即让程星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亲笔签名。同时，周里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的报告，用特制的药水抄写在纸上，这种药水干了后就看不到字。周里还请篾匠特制了一担夹层篾篓，将绝密文件藏在篾篓夹层中，并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密件送到汉口华中局。

不料，一起意外事件差点打破整个计划。1949年6月22日，周里等人正在长沙李园商量路上的行程，4名国民党宪兵突然闯了进来。楼上的人听到响动赶紧围着桌子坐下，有模有样地打起麻将。等宪兵上楼，常杏云见势忙着打招呼，偷偷地塞给他们一包银元。宪兵掂了掂银元的分量，搜查一圈就走了，周里决定将备忘录连夜送出。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收到《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立即给程潜回电。同时，复电的内容也写成密信，由党中央派来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李明灏带到长沙交给程潜。密信用薄纸小字抄写，卷在电锌筒上，覆以薄油纸，再贴上“大公牌”商标，装在手电筒内。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周里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等职。2000年5月22日，周里因病逝世，享年97岁。

      

1956年，北京饭店合影。

周里（后排左二）与徐特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