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两宋时期贡酒简说

第十章

两宋时期贡酒简说

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北有契丹活动于辽水一带，中有梁、唐、晋、汉、周五朝更迭于黄河流域，南有十国（其实是九国，一国在北方）割据于长江、珠江一带。真正是群雄突起，烽火连天。这一时期的贡品既反映了人民的某种心态，又忠诚地记录了当时的南北经济状况。

历史学家把五代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分裂，看成是走向统一的前奏。这是有道理的。那些“代”和“国”活动的空间有限，有的仅占现今的一省之地。为了求得生存，除了上述某些统治者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外，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还是在奋进中求生存的。

五代十国时期的奇特现象是：一方面是空前的战乱，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致使南北各地的交流大为加强了。当时地处北地的契丹，在五代十国时数十次地向中原地带的统治者贡马及其他物品，当然，中原地区也对契丹有所回贡。南方的十国，也多次向中原地带进贡，贡物则多是南方较为先进的手工艺品及其土特产。如公元956年，南方的南唐向后周进贡绵綺绫罗、御衣、犀带、茶茗、牛酒等。其中的牛酒就是一种地方特产。那时的你来我往的互贡，事实上也为大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酒类朝贡，在两宋时也没有被废弃。如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

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当时江淮以南并无此物。所谓“回回国”，指的是原来在河中地区的花刺子模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

南宋小皇帝一行到大都，忽必烈连续设宴款待，“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上都大宴会，“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钟。”(朱有《元宫词》，《辽金元宫词》)

皇帝赏赐臣属，常用葡萄酒。如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塔出攻宋有功，忽必烈特“赐蒲萄酒二壶”。左丞相史天泽率大军攻宋，途中生病，忽必烈“遣侍臣赐以葡萄酒”。

南宋小皇帝一行到大都后，“御厨请给蒲萄酒”；因而当“客中忽忽又重阳”之时，能“满酌葡萄当菊觞。”因此，宫廷中对葡萄酒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传说公元前518年，儒学祖师孔子问礼拜谒于道教祖师——老子(李耳)，老子奉上枣集酿造的美酒招待孔子，孔子饮后遂留下“惟酒无量不及乱”的千古名言。枣集镇是我国著名的传统酒乡，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其酿酒历史久远，上可追溯至春秋，盛于隋唐。

宋真宗赵恒于在中祥符七年来鹿邑拜老子，夜宿老君台前“明道宫”饮用枣集酒后才思大发，命笔写下“先天太后赞碑”立于太清宫门前，并下诏地方每年进贡两万斤枣集酒作为宫廷之用。枣集镇产出的酒被宋真宗赵恒钦定为“宫廷贡酒”后，便有了“天赐名酒，地赐名泉”“枣集美酒，名不虚传”之美句流传。

大宋统一全国后，宋代的贡品具有极大的商品化趋向。在以往，贡品基本上是具体的实物土特产。因此，贡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土贡”，意思是说以土产为贡。“土贡”在当时自有它的合理性。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但是，土贡也有它的弱点，或者说它的不足之处。南漕北运，颇费时日，又实为难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重大浪费，百姓也每每为进贡所苦。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贡”色彩日趋淡化，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之大势的。宋代在“土贡”淡化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表现在以金银这种一般等价物的进贡以取代“土贡”上。在短短的十年间，贡金银者有十数起之多，还不包括史籍末录者。

由此可见，贡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象一面镜子一样，是可以照见当时的政局和社会风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