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简说中国古建筑的三大思想基础
在中国古代宗藩制的影响下,中国古建筑始终贯穿着“天下一统”的“大中华”之思想。其建筑材料也来自各地的异物朝贡,工匠们也来自全国,从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到室内外装饰,也包括功能使用、环境配套,全都集中了严格的等级制观念。
受道家影响的“天下观”宇宙思想,也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核心观;与道家崇尚的有关阴阳、五行、八卦,带来了建筑上的风水学说。
中国古建筑,其设计理念、规划布局、建筑风格、营造技术等,构成了世界上最具特色的中国式建筑,中国古建筑文化也由此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
1:中国古建筑的等级观
中国古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等级制。
“礼”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礼”是一个独特的概念,这里的“礼”,不是指一般的民间礼俗、礼仪、礼貌,而特指中国的“礼制”,即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巩固皇权的等级制度。中国传统的 “礼制文化”渊源久远。
《礼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礼是决定人伦关系,明辨是非的标准,是制定道德仁义的规范。礼不仅是一种思想,还是一系列行为的具体规则,它不仅制约着社会伦理道德,也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些规范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一种等级的思想和等级的制度,这样才能“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齐上下、夫妇有所。”
等级与伦理的关系:孝慈则忠。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人们普遍相信“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宗法是由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系统,到阶级社会已经演化为一种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制度。宗法制是政权、族权的统一体。通过扩大家族统治,加强血缘约束,来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极其严格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制度。宗法制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布局、体量、装饰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礼制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灵魂,是解读中国古典建筑不可或缺的钥匙。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
儒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方面有着重大影响,也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大体可以归究为六个方面:
第一,儒学提倡礼制,以礼为治国之本和个人立身行事的准则,由此产生了建筑上的多种类型及其形制,如殿堂、宗庙、坛、陵墓等。
第二,儒学主张君权至上,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万民之主,故建有以宫室为中心的都城宫殿,用来体现君权至高无上。
第三,儒学主张敬天,对天地的祭祀是历朝大祀,故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社稷、先农诸坛。
第四,儒学主张孝亲法祖,故有宗庙、陵墓之建营。
第五,儒学主张中正有序,故有建筑平面布置的方整对称,昭穆有序,从而形成都城、宫城及建筑群体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形制。
第六,儒学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注重用建筑来体现尊卑礼序,举凡建筑的开间、形制、色彩、脊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违制僭越。
在儒学影响下的中国古建筑也就在规划设计、平面布局、用料选材、施工营造、装饰布置、园林配套等一列环节上都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
例如在建筑装饰上,只有皇帝才有权使用龙的图案。汉武帝是第一个称自己为龙的儿子的皇帝,以后的皇帝沿袭这个称呼,称自己为“真龙天子”,龙就成为皇帝的象征。
宫殿屋脊与屋顶上的仙人走兽,涵盖了骑凤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等。
龙(鸱吻)是能兴云作雨的神奇动物,代表皇权神圣的象征;
凤是鸟中之王,凤是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
狮,始传于佛教,据《传灯录》载:“释迦佛生时,手指天,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在汉章帝时,狮子还是古伊朗给中原皇朝的贡物。
獬豸在《异物志》中载述:“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是公正的象征;
狻猊为龙子之一,非龙似狮又似马,因它形象似雄狮,用作镇兽;
押鱼系海中异兽,传说它是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的“能手”;
斗牛是古代传说的一种虬龙,它是一种除祸灭灾的吉祥动物;
行什则是长翅膀的猴脸人面。
中国古建筑还十分注重实用功能,如加固、防漏。象征功能则是消灭灾祸, 逢凶化吉,主持公道,剪除邪恶。
中国古建筑上的琉璃小兽的数量,则体现了鲜明的等级性。如太和殿、保和殿和乾清宫、坤宁宫均设置9个,在太和殿9个走兽后面有加了一个行什;交泰殿、中和殿则为7个;御花园的亭阁只有3个。
以中国古建筑的大门为例:皇宫版门为红门金钉;以下官吏为绿门铜钉或黑门铁钉;门钉数量的数量也分等级,如皇宫大门9路9排81枚;7路7排49枚;5路5排25枚。午门、太和门、神武门都是81枚钉。
在建筑装饰颜色的使用上,同样分等级。如天子用丹色;诸侯用黝色;大夫用苍色;士用黄色。
城门和台阶也有等级之分。
午门,只有殿试的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这个门出宫;正面的东门是文武百官出入的,正面的西门是皇室的王宫出入的。掖门只有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才开,文官走东掖门,武官走西掖门,皇帝举行殿试的时候,各地进京的贡士按名次排列,单数走东掖门,双数走西掖门。
台阶分御道、黄道,两侧的台阶是文武百官走的。
为了加强“礼制”的可操作性,历朝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将它们列入国家的法典,严格执行。
如唐朝的《营缮令》中规定,都城每座城门可以开三个门洞,大州的城正门开两个门洞,而县城的门只能开一个门洞。帝王的宫殿可以用有鸱尾装饰的庑殿式屋顶,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只能用歇山式屋顶,六品以下官吏以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式屋顶。
明朝在建国之初也对亲王以下各级官民的宅第规模、形制、装饰作出明确的制度规范。《明会典》中规定,公侯,前厅7间或5间,中堂7间,后堂7间;一品、二品官,厅堂5间9架;三品至五品官,后堂5间7架;六品至九品官,厅堂3间7架。
森严的等级制在中国古建筑上通过房屋的宽度、深度、屋顶形式以及装饰的不同式样表现出来,建筑往往成为传统“礼制文化”的一种等级象征与标志。
除了严格的礼制约束外,“乐制”同样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审美意识和定律,不单指音乐舞蹈。
按照乐的内涵外延,中国古建筑强调美感和韵味。如曲面大屋顶的设计就是出于美观的考虑而创造的。从两千年前汉墓穴出土的明器上,可以看到当时房屋顶上的曲线;从以后留存下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建筑上,也都可见这种曲面形的屋顶;从城市到乡间,从宫殿、陵墓、寺庙到住宅、民房上也是如此。民间一些建筑上,不仅整个屋顶面是曲面形的,四边屋檐是曲线的,连屋顶上的几条屋脊也是曲线的。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乡村也有许多木结构的农舍,它们的屋顶也很大,但屋顶面和屋檐都是笔直的。
美学家指出,直线是一种严肃理性的线条,曲线则是一种有生气的线条。曲线的运用一方面减少了建筑的沉重和笨拙,同时增强了建筑的神韵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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