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波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那些事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 王凌波
1937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随后王明在延安12月政治局会议上对毛泽东公开发难,并在武汉组建了长江局,事实上中共已出现了两个“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和王凌波受毛泽东中共中央委派，于12月9日分别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通讯处代表和通讯处上校主任身份，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徐特立和王凌波在湘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公开的合法身份，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联络，促进国共合作。徐特立在湘公开亮相很多，经常应邀作公开演讲，参加各各种座谈，并在媒体上不断发表文章。但人们对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的熟悉度并不高。
王凌波，又名恕平、抚之，化名黄德宣，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家大冲一个私塾教师之家。1905年考入湖南省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学堂停办而回乡任教。1915年相继出任广东河源县政府民政科长、广东高雷镇守使署秘书、高雷道尹公署科长，后弃官还乡任教，任宁乡云山学校教员、校长。
1924年、1925年王凌波由何叔衡介绍分别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后相继担任中共宁乡支部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
马日事变后王凌波避居乡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至上海。经谢觉哉作证，恢复中共党组织关系，从事秘密联络工作。1930年9月被敌逮捕入狱，右眼被打致伤。王凌波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1935年春再次被捕，被判17年徒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经营救提前出狱奔赴延安。
1937年10月，王凌波被任命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1937年12月，王凌波随老教育家徐特立来到湖南长沙。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徐特立以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的名义，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为了尽快地打开局面，徐特立、王凌波很快同在长沙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在办事处建立了党的支部，围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一党的中心任务，紧张地展开工作。
王凌波生活刻苦，律己甚严，每天早起晚睡，不顾身体衰弱，视力损伤，总是拿着放大镜，伏案阅读文件和书报，了解形势和民心，掌握党的政策，协助徐特立工作。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建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访，门庭若市。有些人对抗日前途表示忧虑，提出不少问题，诸如“抗日战争将如何发展?共产党的态度究竟如何?”“国共再次合作，会不会再次分裂?”
徐特立、王凌波开诚布公，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的前途是完全有把握的。”并强调，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共产党是坚决抗日到底的，是真诚讲团结的。人民决不允许分裂局面重演，谁要搞分裂，只会导致自身的灭亡。”通过这样的宣传，使热心于抗战的人坚定了信心，存有忧虑的人看到了希望。
王凌波凭自己早年在湘的威望，积极进行社会联系。他在宁乡小金陀馆就读时，曾与谢觉哉、姜梦周、何叔衡切磋道义，结为莫逆之交。他们4人后来都留胡子，又是教育界名人，因此被称为“宁乡四胡子”。1926年，谢觉哉在4人合影的照片上题了“宁乡四髯”四字，一时传为佳话。
王凌波刚到驻湘办事处，宁乡旅长沙同乡会即聚会欢迎他。他欣然出席，并即席赋诗：“已是家亡国破时，要抽利剑斩情丝。十年艰苦今磨尽，重整旌旗报故知。”在宁乡会馆，他与早年的学生、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的姜亚勋交谈，鼓励姜说：“中国好大，到处可以闹革命，你应当好好学习军事技术，报效国家。”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对外作为八路军的公开机构，对内又是党的工作机关。
在党中央和中央长江局(1938年10月后改为南方局)的领导下，王凌波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党组织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如协助工委办理党内人员的调动；对一些因形势逆转而失掉组织关系，来办事处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先进行面谈，经审查后交由省工委恢复组织关系，有的就地安排工作，有的转移别处；对直接来办事处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经了解、培养之后，转至省工委所属的党组织予以发展；在办事处内，省工委多次举办党员训练班，徐特立、王凌波经常去讲解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课程。
王凌波尽心尽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中共长江局干部石磊(曹瑛)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医护人员抗日热情很高，其中有些人向他提出要去延安和抗日前线，王凌波分别将他们介绍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充实了部队的医疗力量。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当时以抗敌后援会为组织形式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遍布在长沙社会各界，并迅速向全省扩展，规模不一的抗日群众组织达100多个。王凌波经常派人到职抗会、文抗会开办的战事训练班、战时常识训练班讲课。
王凌波重视开展青年工作，动员青年走上抗日革命道路。办事处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以及党中央关于招收大批青年到延安的指示精神，在办事处内设立了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当时，每天来办事处报名的青年络绎不绝，陈述自己的宏伟志愿，要求奔赴延安，上前线。徐特立将次子徐厚本、儿媳刘翠英，王凌波将女儿王警吾、儿子王燮权都送往延安。两年中，办事处输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步青年近千人。
为前线筹措转送物资，是办事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这里的物资来源有两个：一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办事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二是湖南各县以及广东等地、海外侨胞捐献的大批衣物、药品、器械等，这些物资，都由驻湘办事处集中，分批转运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当时，延安缺乏印报的纸张，1938年6月，王凌波之子王燮权赴延安时，就带了许多纸张，还带有苏联援助的200多挺机关枪，由办事处同志负责押车送到武汉后转送到延安。在完成转运任务同时，办事处还代延安和前方部队采购急需的通讯、医疗、电器等器材。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湖南的形势日趋恶化。
这年二三月间，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发了消息，说：“外埠军队无权在湘设办事处”，意在驱逐八路军驻湘办事处。6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平江渗案”。到8月11日，国民党第九战区又通令在邵阳回澜街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停止办公”。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办事处被迫关闭，工作人员分别撤到桂林、重庆，只留下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进行活动，王凌波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协助徐特立工作。
1940年1月，徐特立、王凌波重返长沙。是年8月，徐特立经重庆回延安，王凌波继续留在长沙白沙岭工作。
当时，常有日本飞机盘旋轰炸，白沙岭住所附近又有国民党特务暗中破坏。曾在邵阳工作时跌伤脚的王凌波，此时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更加衰弱。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保持联系；设法将徐特立的家眷及留下的书籍、文件安全送走；时常冒着危险，摆脱特务跟踪，为一些在外工作同志的家眷送去生活费，并将罗学瓒烈士(湖南湘潭人，1930年8月牺牲前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儿子罗立洲送进学校读书。
王凌波曾写了一首诗，描述他带着伤病，在极端艰险条件下坚持工作的情景：
生平不多病，一病便难支。
夜深灯作伴，鬼影显常姿。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阶段，王凌波在自己51岁生日时，作诗答妻子姜国仁，表达了坚决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决心：
相识各年少，而今快白头。
前途正艰巨，拔剑断横流。
这年9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白沙岭，将王凌波及妻子姜国仁逮捕，关进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土牢。
这是王凌波第三次下狱。被捕后，王凌波被武装押往广西桂林。一路上，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宣传抗日，国民党士兵被他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不愿再对他严加监视。到桂林时，有士兵和乘客主动跑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报信。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他被释放，在办事处工作40余天。11月间，中央来电调他回延安。
1940年12月22日，王凌波到延安后，党派他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负责校务工作。院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他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团结同志，处理了不少疑难问题，因而备受师生的爱戴，都认为他是一个有才、有德、踏实能干的好领导。林伯渠曾称道说：“行政学院初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没推过责任，也不肯告苦。”
1942年9月3日早晨，王凌波和教育处长余修谈完课程安排问题后，又去察看学生伙食，突然由高血压引起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停止呼吸，享年54岁。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为王凌波烈士墓重写碑文，概括了王凌波的一生：“入党前是青年运动杰出领导干部，入党后长期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共产党员不怕一切牺牲，不择任何工作，听党的话，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凌波同志足为党员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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