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华和新四军驻湘通讯处那些事
高文华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负责整编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高文华、郭光洲、邹克之、欧阳奔程(欧阳方)、白云(王铁铮)、涂国林、张竹如等从延安出发来湖南工作，次年1月12日，高文华等抵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高文华任书记。
你知道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是谁吗？他就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高文华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又高又有文化”的人，其实是位优秀的地下党领导者，他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高文华的父亲廖若冰，号镇衡，生于1885年。廖若冰很小就过继给族叔抚养，居湖南益阳县道子坪乡（现为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已历数代。
高文华出生不久，父亲廖若冰正为“出国潮”所裹挟。为筹措留学费用，廖家变卖了部分田产并开始举债。廖家世居的南湖圫虽地处城郊，但沟汊遍布，灾害频生。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日渐式微的家道，使他变得意志坚定和性格刚强。
清朝光绪末年，廖若冰在养父及宗亲的资助下，终于留学日本。留学期间，他接受了同盟会的新思想并成为一位同盟会会员，认为社会落后的总根源是封建帝制的腐朽衰败，只有推翻帝制，才能改造社会，使老百姓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廖若冰回国后，他与长沙、益阳的同盟会会员联络密切，在县城等地积极宣扬进步思想，呼唤民族觉醒，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文化。
而数年后，从东洋留学归来的父亲廖若冰所抱持的改朝换代的民族民主思想，却深刻影响了高文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播下了他毕生追求革命的种子。
高文华是廖若冰的独子。因家境贫寒，13岁便到县城一家豆豉作坊当学徒，后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一年后去长沙做工，在长沙光华电灯公司当工人。
1922年，高文华就读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创办的湖南长沙自修大学，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3年2月，经李维汉、姜梦周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因参与领导工人罢工被厂方开除后回益阳，进针织厂做工。1923年秋至1925年春，思想激进的高文华在长沙、益阳因组织工潮与资方斗争两度被开除。但这并未改变他追求革命、推翻剥削制度的理想信念。
1925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送高文华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期间，他曾投身于“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同年9月，党组织批准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北伐”在即，他奉党组织指示回到湖南，受中共湘区委的派遣，以“湖南省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益阳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2月领导发动全县3000余名群众举行元宵节游行大示威。3月建立中共南湖墺支部，任中共南湖支部书记。南湖墺党支部建立后，第一次重大活动就是组织农民“耍诉苦灯”游行，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震动了整个益阳。同年秋，高文华请县农会妇女部干事余甲男秘密制作了益阳县第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这面旗帜指引下，高文华等人继续在益阳城乡发展党组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开办平民学校和平民工厂。9月被选为益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0月被选为中共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1926年冬，依托蓬勃发展的农会组织，他在南湖圫建立起益阳最早一批基层中共党支部。
1927年，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大批在湘的中共党员被屠杀。益阳到处可见“画形悬赏，逮捕缉拿”高文华的通缉令，但他不畏环境险恶，机智地隐蔽和转移了绝大部分农会骨干和党的革命火种。
5月，南湖圫的中共党员高文华和廖森林相继逃出虎口，逃到在汉口做木排生意的林三元家避难。因叛徒告密，益阳团防局长曹明阵派人前去捉拿他们。一天，两人在街头暴露了行踪。“啪啪啪”三声枪响之后，一颗子弹击穿廖森林的脸，顿时鲜血直流。刹那间，高文华忙拉低草帽，弯腰装作系鞋带的样子。在特务穷追之际，他转身朝小巷撒腿就跑，一口气逃到林三元在鹦鹉洲的木排上。白天搜捕的来了，他就躲在排下，晚上才上岸活动。廖森林因伤重被捕，不久牺牲于武昌。
高文华成功地逃往汉口避难。高文华1927年参加叶挺部队。
这年底，高文华潜回老家南湖圫，国民党特务闻风而至。在搭帮回乡过年的三婶娘林三元精心掩护下，他在一户人家猪圈的干粪堆里藏了三天才得以脱险，后化装逃往石首。1928年初在国民党当局追捕下避至湖北石首。
高文华离开石首前，他向林三元借了30块银元做盘缠和本钱，一边挑担卖杂货谋生，一边联络党组织。
1929年3月，高文华辗转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市，风餐露宿，历经艰险，终于在上海见到毛泽民，才同党中央接上头，在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不久高文华被派任中共汉口阳夏区区委书记，从事白区地下工作。随后，他奉命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培训，结业后先后担任汉夏（今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书记。
1930年8月至9月任中共武汉市汉阳区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回上海，以开洗染店为掩护负责传送党的文件。
1931年被调至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部，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负责机要交通和报警工作。
面对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高文华多次临危受命，和妻子先后掩护转移过瞿秋白、鲁迅、夏娘娘等同志脱离险境。
1932年8月高文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赴山东视察，参与重建山东省委机关。
1933年后高文华在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处负责同各地联络工作。
1934年5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党组织通知高文华转移到天津，10月奉命携家眷转移到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1935年2月至1937年4月高文华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至1936年3月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农村工作负责人。其间他组织北方局地下党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支持并领导了在华北、中原和山东半岛掀起抗日救亡斗争和学生爱国活动，指导组织冀东、盐区等特委组织抗日反蒋武装斗争。最著名的是发动组织了华北地区和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文华任职期间，正值白色恐怖最为严重，党的地下工作者生存极为艰难的时期。史料显示，从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顺直和河北省委书记变更有20余次，告密和变节频发，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多任省委书记牺牲。高文华在任上数度历险后仍平安归来，被许多人视为奇迹。
1936年秋，党组织安排他离开白区，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工作。后来人们这样评价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巧妙的斗争艺术和清正的人格操守，才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把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1937年4月，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代
表由南、北两个代表团组成，高文华作为北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
白区工作会议后的同年12月，高文华被中共中央派赴长沙。
那年夏秋之际，高文华的父亲廖若冰回到了家乡。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儿子高文华牵连，他的父亲廖若冰逃离家乡，改名廖若冰，先后流落到长沙、宜昌、上海等地长达十年之久。加到家乡的廖若冰在丰堆仑廖氏支祠创办小学。学校有学生200多名，8名教师思想进步，大多是中共党员，全由廖起吾物色。时值抗战，课本除从书店购进，还有一些积极宣传抗日和中共党报党刊所载文章。当时，号召学生支持全民抗战的举措遭到排挤和训斥，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一位乡长召集学生开会，要求宣扬不合时宜的“三民主义”的正确路线。待此人走后，廖起吾对学生说：“现在只要是抗日的党，就是正确的党；只要是抗日的主义，就是正确的主义。”
可以说是子承父业。1938年1月至7月，高文华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省工委成立后,立即创办《观察日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还先后在平江、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了7期党训班，培训区以上干部200余人，党组织迅速发展，全省党员猛增到3则多名。还涌现出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数十种进步报刊。至1938年夏，湖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高潮。
1938年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高文华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代表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7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39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被指定为委员。
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委员、书记。平江惨案发生后，他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作出了“力求隐蔽力量，严密党的组织”的决定，部署党员隐蔽、撤退工作，清洗了党内的不良分子，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1941 年12月赴重庆参加南方局会议，部署湖南各地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斗争。
1942年冬，他的肺结核病恶化，在周恩来的一再劝说下，才离开湖南，到设在重庆的南方局组织部工作。
1944年春调延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此后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冬到1947年夏，他先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
1948年7月任中共中央城工部城市政策研究室工商业组指导员。10月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代理第二室主任。同年10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统战部第四室代理主任。
1949年，高文华随黄克诚南下，参加和平解放湖南及筹组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
1949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随解放军进入长沙，参与领导湖南的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斗争。
1949年8月至1951年1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至 1950年5月)。
1950年兼任湖南省工业厅厅长。
1952年11月至1956年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1956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水产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水产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高文华倍受磨难，被非法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之久。1978年，在党中央的关心和过问下，高文华蒙受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高文华还是一个有情有义、懂得感恩的人。1978年夏，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平反”不久的高文华就回到了阔别51年的家乡。一天上午，在益阳地委书记郭清文陪同下走进南丰村。
见到思念已久的三婶林三元，高文华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嘘寒问暖，感慨万千，连声说：“三婶娘实在是太好了，你弄的牛百叶，我一世都不会忘记！”原来在汉口躲难时，老人待这位侄儿不薄，常买来牛百叶招待他。在益阳，牛百叶可是被公认的佳肴，平时难得吃到。
林三元也接过话茬，对他的牵记和看望连声道谢。尽管多年未见，高文华其实一直都在惦念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夫妇俩不顾林三元的地主成分，冲破政治阻力，把料子布、滋补品、土特产等从北京寄给她，逢年过节，也常寄些慰问费来。
谈话间，高文华对林三元说：“我还欠你三十块银元哩。”林三元回答道：“那算哒，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喽。廖森林为革命生命都献出了，我这点银元算得了什么？”边说边摆手。
原来在1928年初，国民党当局追捕避至湖北石首的高文华。高文华在三婶林三元精心掩护下，他化装逃往石首。
高文华离开石首前，他向三婶林三元借了30块银元做盘缠和本钱，才找到了党组织。
高文华说：“这30块银元，可是我参加革命的本钱啊！”在座的听了，都高兴地笑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平反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垦部党组成员和顾问，继续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长期以来，高文华受克己奉公、艰苦朴素的妻子贾琏影响至深，不仅住得简陋，穿的也是洗了又洗的旧衣，生活十分简朴。
贾琏大高文华两岁，她本是高文华父亲廖若冰同盟会老友的女儿，贾父离世时，托故友收她为童养媳。1929年后，她随高文华到石首、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从事革命斗争。1935年初，高文华负责中共河北省委工作，她也成了省委机关的“内当家”。为保证党组织运转，她锱铢必较，精打细算，费尽心思。1949年后，她先后在电力部和水利电力部等部门任职，曾将单位发放的福利费全部交给福利科去补助生活有困难的人。1981年贾琏逝世，临终前，她将1万元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
1994年1月24日高文华病故于北京，享年90岁。他生前唯一的遗嘱是将自己一生从政的全部工资积蓄两万多元，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高文华和妻子平时对两个女儿也要求严格，从没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女儿们长大成家后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都没有得到父母留下的财产。比如长女高鹰，她参加工作就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去了东北工业基地，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她一家老小都住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普通住宅里，与一般工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高文华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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