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第四军和中共驻湘通讯处

第二节

新编第四军和中共驻湘通讯处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

1937年10月2日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边特委，谭余保为书记，领导湘赣边和湘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整编为两个支队。“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田汉、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杂志出版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等迁来长沙继续出版图书。

11月29日，当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相见。随后王明在延安12月政治局会议上对毛泽东公开发难,随后又在武汉组建了长江局,事实上中共已出现了两个“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担负了一项特殊任务。

徐特立、王凌波受中共中央委派，于12月9日分别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通讯处代表和通讯处上校主任身份，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徐特立在湘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公开的合法身份，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联络，促进国共合作。

徐特立在湘公开亮相，应各团体之邀作公开演讲。在银宫电影院(现新华电影院)多次作《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公开演讲。徐特立还在“长沙临大”、“中央戏剧学校”、“省文抗会”、“省妇联”、“省学联”、“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单位做演讲。12月初在“文抗会”干事中正式成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2月15日重建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成立于12月19日。选举覃振为会长，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黄一欧、刘岳厚、陈大榕等17人为理事，翦伯赞、刘岳厚、陈大榕3人为常务理事。次年1月在协会中建立了中共支部。

徐特立还应邀参加各种小型座谈会；接待各界人士和进步青年来访，解答有关抗战的各种问题；指导各种进步报刊的工作。徐特立撰写有关团结抗战的文章，鼓励支持各种抗日团体的工作；与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如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第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等30多人，以及王自中、黄涛、李伏波等，经徐老多次交涉获得释放；介绍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等。

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时轰动长沙城内，每日前来拜访探望者数以百计，其中不少还是亲朋故旧。徐特立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终日长谈，不过为节省办公经费，只招待茶水而从不请人吃饭。两年后他离开长沙时统计，只是会见法国记者时请过一顿便饭，共花了5块钱招待费。徐特立始终保持勤俭的作风。他终生不抽烟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不许换茶叶。他只有一双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动时才穿。当时，长沙城内国民党高官衣装笔挺，出入乘车。徐特立却终日身穿八路军粗布军装，撑一把雨伞，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识者多以为是军中老伙夫。

一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约谈，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门口，门卫拦住说：“今天张主席会见八路军代表，别人免进。”徐特立称自己便是，门卫打量了一番，全然不信，竟把他轰走。张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八路军办事处相请，得知原委后，对比国共两党作风，对共产党更为钦佩。

要了解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人们不会忘记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特委”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但人们忽略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徐特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徐特立评价为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又因他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他的著作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徐特立生于1877年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了6年书。

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期间曾跟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徐特立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

虽然徐特立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徐特立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赴法国后，他积极支持学生组织反对中法反动派的活动。国内军阀政府为了笼络他，通过使馆告之可给一个“赴法考察”的名义，每年有1000块大洋的薪俸。徐特立对此嗤之以鼻，仍在钢铁厂勤工俭学，给干重活有困难的同学做饭。徐特立一生勤俭，追求理想而从不为口腹折腰。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南还是黑云压城之际，徐特立约集一些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复后，徐特立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徐特立创办并苦心经营着长沙师范，并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

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年，爱学生如子。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中国国歌作词者田汉曾是徐特立的学生,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而他却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在乡下，以节省开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80公里。一次查夜时，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给他洗脚上药。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却对他更为敬仰。

徐特立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昌济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

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

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同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

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同年夏天，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潜回国内，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当时的部长为瞿秋白。

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在告别时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徐老“今后还将是我的先生”。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2月1日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各机关，开始各向重庆、汉口、长沙等地迁移。

中共湖北省工委派任作民回长沙工作。任作民是湖南汨罗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族兄。1922年，任作民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等职。

任作民回长沙后，在中共湘江特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委，特委整顿了长沙铜官、湘阴樟树港和益阳等地的党组织，并派人到常德、湘潭、浏阳等地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

中共党员邹祖培回韶山重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书记邹祖培，宣传委员毛特夫，组织委员孙仁，妇女委员胡觉民。

12月初在“文抗会”干事中正式成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李声玄任支部书记。

从徐特立的上述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到:徐特立早在1910年就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在1919年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在1927年5月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在南昌起义中，他和贺龙有密切的交情，当然他与周恩来、朱德也有紧密的关系。南昌起义失败后的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

193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10月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

1940年徐特立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曾任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后因身体原因请辞。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徐特立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他又是毛泽东的老师,与毛泽东有过共同的经历,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长老,所以在王明于武汉组建长江局时,中央派他赴湖南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并以上校主任身份任驻湘通讯处代表,其特殊意义不可忽略。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负责整编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长，傅秋涛等为常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高文华、郭光洲、邹克之、欧阳奔程(欧阳方)、白云(王铁铮)、涂国林、张竹如等从延安出发来湖南工作，次年1月12日，高文华等抵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高文华任书记。

徐特立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