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毛泽东的分庭抗礼

第四节

王明与毛泽东的分庭抗礼

毛泽东与王明，似乎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话题，人们知道王明曾反对、排斥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等。但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毛泽东对王明由重视到纠错，宽容、批评但始终留有余地；王明对毛泽东由趾高气扬多方面指责到不断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纠缠，就很难说人们都很清楚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飞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其中值得借鉴的东西是很多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相见。

有的著述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归来充满疑惑，十分警戒。这可能是根据后来情况的一种推测，但显然不符合事实。

当王明和同行的康生、陈云等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据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讲上述话时还非常形象地把帽子一次次抛向空中，显得很兴奋。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也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彼此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陈云吃饭。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又在陕北公学大院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身历其境的王明的警卫员回忆说：欢迎会上“毛泽东很高兴”，讲话“讲得很热烈、很兴奋”。

如此高的欢迎规格，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友善，足见毛泽东对王明归来的重视，也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等热忱合作的意愿。

从情理上讲，毛泽东这时并没有厌恶王明的原因。因为：第一，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把第三次“左”倾错误与王明联系在一起。中央苏区受压制和排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的领导人是博古。而王明与博古之间的关系，当时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还是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没有历史纠葛，对王明不反感；第二，毛泽东虽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持反对意见，但对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是非常尊重的，组织观念也是很强的，对从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一贯是重视的。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毛泽东理应是非常重视的；第三，从长征以来，特别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党内尤其是中央的团结，曾多次强调：“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明这样有背景的领导人，毛泽东自然希望搞好关系，与其同心同德，协力工作。但王明回来的作为，很快给二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王明这时的感觉特别好，他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与出国时大不相同；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重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因此对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也比较看重。抚今忆昔，王明十分兴奋，他的《不胜今昔之感》诗充分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他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

    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临行前，王明曾面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王明自觉怀揣“尚方宝剑”，因此他一回来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危言耸听：“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王明批评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王明又批评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伯。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伯。”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王明还批评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统一战线和抗日军事战略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战略方针应该“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王明的指责，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但出于对王明的尊重和维护团结的考虑，没有立即进行反驳，而是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有）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

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和反驳。

但是，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

在12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则十分困难，他后来说：“12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的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都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中心。

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但他到武汉后随即改变12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稼祥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与其他领导人、高高在上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