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为何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

第三节

王明为何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

王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斯大林又拉拢新疆王盛世才，与盛世才建立的“统一战线”，也是放弃了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的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新疆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

当时，苏联正面临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为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之无法北进。但它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必须保持国共间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王明是米夫最喜欢的学生。会后不久，王明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共产国际领导人据此来指导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但又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10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

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特别的友情。当王明、孟庆树夫妇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经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这位着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抚养。

王明虽然面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但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指示。尽管如此，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王明还是自觉怀揣“尚方宝剑”，他回国来后可以神采飞扬地号令全党。

王明回国做什么呢？他有没有什么目的呢？

王明是苏联派回来的。苏联派他回来，苏联是有目的的。在苏德战场上，苏联面临着德国最强烈的威胁，他们自然不愿意日本打到他们的国土上，承受两面夹击。因此，中国战场能够抵挡住日本，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要抵挡得住日本，最好就是中国国内不要打内战，统一力量，怎么统一呢？就是共产党最好能够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这就是苏联派王明回来的时候交给他的任务。

王明除了需要完成苏联交给他的任务外，有没有自己的目的呢？当然是有的。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王明，可以借机重夺最高领导人的权位，这就是他的目的。而要夺权，忠实执行苏联的指示，是他唯一可行的办法。

为什么说忠实执行苏联的指示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呢？因为苏联让王明回国传达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很大的吸引力。国破家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一腔热血，把日本人赶出去，比什么都重要。反而是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游击战、统战下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些东西，不怎么能得到大家的共鸣。

为此,王明在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实际上，当时出现了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的延安的中共中央，另一个临时中央则是由王明、博古等人操控。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

王明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王明的回来如同丢下一颗炸弹，让刚刚平静的延安又涌起千层巨浪。

为什么这么说呢？红军从各大根据地出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延安，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地。这个千辛万苦不仅仅是来自国民党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还有来自内部的斗争。和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李德斗，和拉山头搞分裂的张国焘斗，反复内斗又反复打仗的过程中，大家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最正确的那个领导人。

但是，现在另一个领导人又回来了，而且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这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对延安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来说，延安和共产国际，那是“上帝”呆的地方。王明即便不是“天使”，也至少是个“钦差”！

可以说，不但官军将士诚惶诚恐，连毛泽东也诚惶诚恐。

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时,途中逗留几天时,与新疆军阀进行了密切的“统一战线”沟通,这个“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随后, 王明和康生、陈云等才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具体日期及回来的途径，均没有明确安排，再加上延安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所以当王明的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人们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呢。

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陈云、康生是如何步入中共高层的?王明给出了答案。在人事安排上,与王明同来延安的陈云被安排当上了组织部部长,康生担任了社会部部长。在干部任免和除奸肃反等组织领导上,王明似乎有了很大的话语权.

王明向毛泽东的挑战很突出地表现在组织上。如果说，王明在政治上的右倾有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完全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的话，而他在组织上的表现则说明他也并不是完全遵从共产国际指示的，他是有着很大个人政治野心的。

有人曾分析说，王明在1931年出国前安排博古等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担任名目含糊不清的“负总责”职务，是为其日后回国担任总书记作的铺垫。虽然这仅仅是一种臆测，因为没有确凿的根据，难以说它是否正确。而他回国后的表现，却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他这种政治上不甘寂寞的推测。

在王明回国前，季米托洛夫曾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王明却完全没有理会季米托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

王明一回来就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王明回国，于是出现了王明与毛泽东的对抗。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更是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这段时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一些尘封的历史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