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和地下党的红色管家熊瑾玎

第七节

《新华日报》和地下党的红色管家熊瑾玎

《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右）与妻子朱端绶

熊瑾玎，1886年1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张家坊村。1918年加入毛泽东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1922年，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和董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以后到湘鄂西红区任工农革命政府宣教部长兼秘书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晋绥日报》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3年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熊瑾玎（1886—1973），别名楚雄，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之家。10岁入私塾，受传统的旧式教育。 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20岁时入徐特立等人开办的师范速成班，不但学到了一些新思想，而且从此以徐特立的品德人格为榜样。他当过印刷厂校对工人、学校教员和地方自治公所的乡佐，以认真和廉洁公正著称。1914年以后，熊瑾玎又到长沙任小学教员五年，喜欢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

1918年秋加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在湖南通俗教育馆当会计，并参加办报和组织经营销售。1919年参加长沙五四运动，后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与年轻激进者意见常有分歧，特别是针对许多人耻于言利的思想，他提出“要做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他因认识上的分歧没有加入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却在学会中因年纪稍长、办事老成而常被大家委以筹款等事宜，如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一大”筹措了旅费。1921年夏，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便是由熊瑾玎筹措旅费。毛泽东从上海返湘组建自修大学时，熊瑾玎曾受聘为教务主任。后来，他又应徐特立之邀到女子师范学校任事务主任。北伐战争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受托向工会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

1922年起先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教务主任和湘江学校董事，协助毛泽东培养革命人材。1924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2月在长沙参与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参加长沙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北伐战争（1926年~1928年）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受托向工会和农民协会提供活动经费。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他潜赴武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破坏，夏明翰、向警予等牺牲，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党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管理和筹措经费。受命后，他便以商人的身份找到一座房子，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福兴”商号的“老板”。“福兴”商号其实是为政治局设立开会地点，进出的中央领导人貌似顾客不容易引起外界怀疑。为便于掩护，周恩来又调来一个19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因熊、朱二人在湖南便认识并互相有很好印象，经周恩来促成，两人很快变成终身比翼齐飞的革命夫妻。在熊瑾玎主持下，三年多时间内党中央机关的财务和开会的安全均得到保障。

朱端绶                  熊瑾玎

为了建立更多的秘密联络地点和为党的工作更多地赚钱创收，熊瑾玎主持开办了3家酒店，一个钱庄。此外，还同毛泽民经营了一家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家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成为了一家大型布店的股东。为党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大量经费和物资。

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熊瑾玎被迫转移到洪湖苏区，任省苏维埃宣传教育部长和秘书长。1932年秋，洪湖苏区全部失陷，他们夫妻二人被俘，自称是被红军扣留的商人，且找到证明，于是被敌军释放回上海。1933年春，熊瑾玎在法租界被捕，虽经叛徒指认，却因宋庆龄出面营救，租界当局将他判刑八年而未引渡给国民党，才免遭杀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派毛泽民、钱希均赴上海营救关在监狱的熊瑾玎。经章士钊作保，他于9月6日出狱。不久，党派他同朱端绶护送贺龙的家属回到湖南。

1938年1月初，熊瑾玎在汉口受周恩来委派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担任发行工作，后任会计科长。熊瑾玎到《新华日报》后，便把报社机关的筹建，器材物资的采办，经费的筹措和全社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等艰巨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阻挠、封锁和迫害。首先是不拨房屋，不给器材。熊瑾玎和徐迈进等经过武汉地下党的帮助，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租到一所两层楼房，楼上作编辑部，楼下临街的一面作营业部，后面是印刷部，并在附近租到一些零散的民房作为职工临时宿舍。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买来三台平板印刷机和油墨纸张等。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出版。由于他经营有方，报纸越办越好，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多年的特殊岗位历练，使他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为党理财的“红管家”。九年间，他发挥了经营事业上的才能，不仅使报纸能突破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中共南方局筹措了经费。老同志都评价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惟独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

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左)和总编辑吴克坚（右一）

1938年10月，日寇进逼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为了使报纸做到在武汉停刊的次日能在重庆接着出版，熊瑾玎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先赴重庆筹备。他到重庆后即多方联系，四处奔走。先在市区西三街和仓坪街租到了房子，将经理部设在仓坪街，其它各部都设在不远的西三街。后又将一家停刊了的报社全部机器什物承买过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备工作。因此，《新华日报》于10月24日在武汉出完最后一期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接着就在25日出版，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民党政府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对《新华日报》的限制、压迫、破坏也就更为恶毒了。除了实行新闻检查，删改、扣压稿件，胁迫读者不准订阅和殴打、拘押报丁、报童外，并在物资供应上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不准人们将房屋、地皮租给《新华日报》使用。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新华日报》已无法在市区工作，必须迁移。熊瑾玎日夜奔走，四处联系，才在离城十多里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高峰寺找到一些房子。随即将报馆和印刷器材迁去。化龙桥的房子是党外朋友任宗德新建自住的，高峰寺的房子是饶国模的，他们两人对共产党和熊瑾玎十分钦佩，甘冒政治风险将房屋租借给《新华日报》。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又利用日机轰炸造成的困难混乱局面，命令重庆各报出联合版，企图用此办法扼杀《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其他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组织力量在高峰寺编印、翻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中央的政策和毛泽东的著作，继续出版《群众周刊》，使它担负起党报的任务；一面又通过各种朋友关系，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租到一块地皮，先在山沟里搭起简易草棚，临时编辑油印的《新华壁报》。同时在那里积极筹建报馆的用房。经过熊瑾玎和经理部其他同志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虎头岩下一排排简朴而整洁的平房建立起来了。8月13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复刊了。

在这以后，熊瑾玎又通过各种关系在庞家岩租到一些房子作报馆职工宿舍。并先后在城内民生路建立了营业部，在七星岗德兴里和纯阳洞建立了采访部和发行科，在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建立了营业分处。这些新的战斗据点的建立，都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得来的胜利，也是与熊瑾玎的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作为报馆总经理的熊瑾玎，到重庆以后最感棘手的是纸张的供应问题。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和沿海城市陷落，纸张来源十分困难。而四川的梁山（今梁平）、大竹及嘉乐等重要产纸地区，又多被国民党垄断。熊瑾玎派人到这些地方购纸，国民党就串通厂方和纸商说：纸早被各报馆和印书馆包销去了，再没有多余可卖的了。有时特务还公然威胁说：“这里用不着你们来宣传什么共产、共妻，赶块回去吧！不然的话，连人连纸一概没收！”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新华日报》。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突破纸张封锁，熊瑾玎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首先，他向国民党有关当局提出：政府既批准《新华日报》在此出版，就应同其它各报一样配给纸张。遇到国民党有关部门故意刁难时，就在报业公会上提出抗议，揭露他们歧视、压制、企图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除了用合法斗争，争得配给纸之外，熊瑾玎还派多人到市场上零星购买。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用纸需要。因为报馆还要印刷《群众周刊》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每天用纸量需四五十令。因此，必须设法打入梁山、大竹那些产纸最多的地区去采购。经过他多方调查研究，发现一个经营梁山纸张的纸商王炽森，喜作旧体诗词，并善书法，熊瑾玎因之与他结成了朋友。此人颇有正义感，赞同《新华日报》的抗日主张和言论。他对熊瑾玎待人热情诚恳、作风简朴甚为钦佩。结识后，交谊日深。熊瑾玎便问他是否可专为《新华日报》承办纸张？他慨然允诺说：“我极愿帮忙。梁山纸商排挤和歧视《新华日报》是毫无理由的。”遂与之订立私约，长期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熊瑾玎不但在价格上给他优惠，还告诉他此事应保守秘密，纸张运到后由报馆派人秘密提取，免得使他承担政治风险。王炽森对熊瑾玎的通情达理十分感激，就尽心尽意地为《新华日报》采办纸张，成了《新华日报》纸张的一个重要来源。1940年3月，熊瑾玎又派苏芸化装成商人去梁山，找到王炽森达成一项协议，由《新华日报》社出资、出人管理，由王炽森出面，创办了川东造纸厂。以后，熊瑾玎又派人到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新华日报》的用纸有了可靠的来源，不但长期保证了报馆的纸张供应，而且还尽力帮助“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解决了大部分用纸。有时对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新蜀报》也给予纸张的支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中央日报》的存纸用完了，无法出版，四处挪借不到，该报经理张明炜只得来找熊瑾玎借纸。熊瑾玎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慨然借予40令已经挑选过的好梁山纸，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张明炜感激不尽，并保证一星期归还。但过了4个星期还未还来，张明炜只得打电话对熊瑾玎说：“熊总经理，很对不起，无法还纸，只能照价还钱，叨在同行，请予原谅。”熊瑾玎满口应允说：“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过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想请你报替我报铸一套全副标题字。”张明炜连忙答复说：“可以，可以，一定照办！”那时标题大字的铜模只有《中央日报》一家全备，《新华日报》得到这套全副标题大字后，版面编排就更美观了。不料后来张明炜竟因借纸有失国民党的体面，和替《新华日报》浇铸标题字而被撤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报馆后，熊瑾玎和全体同志悲愤交集，热泪如倾。在周恩来领导下，熊瑾玎和潘梓年等报馆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撰写了一篇系统的报道，准备在《新华日报》上登载。但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硬是扣住不准刊登，周恩来悲愤填膺，亲笔撰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5个大字的题词，补在被国民党抽扣的那篇报道的半版空白处。

熊瑾玎也写了《感菊》、《览物》两首托物寄愤的旧体诗。《感菊》诗云：

极目篱边菊，依然耐性强。

秋霜原可傲，积雪又何妨。

叶败仍含翠，花残不改黄。

况余根蒂好，还得吐芬芳！

《览物》诗曰：

地冻天寒日，何当览物华。

产霜摧嫩叶，急雨堕新芽。

月殿浮云暗，峰峦瘴气遮。

平生不下泪，此日泪偏赊。

这两首诗送当日《新华日报》后，也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人员扣发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一切供应，因而《新华日报》的经费也更加困难了，很多费用要自行筹措。熊瑾玎为此日夜筹划，四处奔走，费尽了心血。当时，党外朋友任宗德在一家酒精厂工作，熊瑾玎鼓励和帮助他在江津和内江两地又办了两个酒精厂，并把党员周竹安介绍到任宗德的酒精厂总管理处担任秘书，将金梓林夫妇介绍去担任会计，周竹安又介绍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去工作，帮助任宗德把酒精厂办得日益兴旺发达起来。酒精厂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直到1946年酒精厂停办为止。

熊瑾玎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他以诚待人、忠实、真挚的高尚品德，为《新华日报》赢得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者是楚湘汇。楚湘汇是湖南人，国民党员，但一直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时，楚湘汇担任湖南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又是国民党中央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个银行）的常委，并兼任国民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熊瑾玎凭借他与楚湘汇的私交，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第二炼油厂工作，帮助楚湘汇把工厂办好，熊瑾玎自己也常为楚出谋划策。结果该厂被国民政府评为甲等厂。该厂赢利很多，楚湘汇便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通过熊瑾玎交给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8年中所用的油墨和煤油、汽油都是这个厂供应的。熊瑾玎还帮助楚湘汇弄到了桐油的长期供应证和“四行”的优惠贷款，以私人名义办起了“光华炼油厂”。这个厂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人员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赢利的大部分上交党作经费，其余的送给有关的党外朋友。当时有个党员要把赢利全部上交给党，熊瑾玎耐心说服他：“你要搞通思想（这是他的口头禅），要懂得团结更多的朋友，为抗日的全面胜利而共同奋斗。这是个大局，不要只看到那几个钱。何况炼油厂赚的钱，也是利用国民党的资金和原料而得来的呢！”这一席话打通了那个同志的思想。后来楚湘汇在熊瑾玎的影响和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熊瑾玎为《新华日报》找到的第三个重要支持者是鲁自诚（别号鸣三）。鲁自诚当时担任中国工矿公司总经理。报馆经费发生困难时，经常得到他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7年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瑾玎提请政府任命鲁自诚为国务院参事。

熊瑾玎有时还要为党筹办特殊费用。当时的《新华日报》还担任输送干部到延安或到其它解放区去的任务。“皖南事变”后疏散一部分党员到香港和越南等地去工作，一部分到昆明等地上大学，他们的旅费和到达目的地后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都是熊瑾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筹集来的。1944年三五九旅南下时，输送大批青年到宣化店去参军的费用，也是熊瑾玎筹措的。

为了筹集经费，熊瑾玎指导广告科的同志四出招揽业务。他说，广辟广告来源，不仅可增加收入，还可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报纸的广告业务日益发展起来，收入最多时每月可供报馆全体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

熊瑾玎在广辟财源的同时，千方百计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他说，不要看不起几分钱的小事，积少成多，就可以为党节约出一大笔开支。在他的倡导下，报馆里使用的信封是大家用旧纸糊的；稿纸、信纸、办公用纸都是挑选出来的破损纸张印制的；工作手册、便笺等是用裁割下来的边角余料装订的；学习用的本子是用一些写过或印过的纸翻过来订成的；送报用的自行车破损了自己修补。他充分利用篱边屋角的荒地种菜；用泔水或残菜剩饭养猪，使食堂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不断改善伙食。为了杜绝浪费，熊瑾玎对财务制度规定得很严格，每项开支他都认真审批，处处注意节约。

熊瑾玎对职工的生活和健康极为关心。为了使夜班编辑人员能够休息好，专门在总馆后边山上盖了几间夜班宿舍，还用黑色窗帘挡住光线，使夜班人员能够睡好。午夜时为每人做一大碗味道鲜美的面条，还沏两次浓茶以提精神。报馆的医务室购置了多种必备药品，大病则不惜重金及时送出去治疗。托儿所全部免费，小孩出生后56天即可入托，伙食费都由报馆负担。内部还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供应各种日用杂品和果点烟酒；还设有小吃部和洗衣组，以满足单身职工的需要。

除了上述经济、物资生活后勤等方面的工作外，熊瑾玎还为印刷、发行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采取各种措施和科学管理方法，提高印刷质量，扩大发行份数，实现了南方局和周恩来提出的“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任务需求。

熊瑾玎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热情关怀别人的崇高品德，给《新华日报》的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时间虽过了近半个世纪，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栩栩如生地印在和他共事的战友同事的脑海里：“有一个五十多岁年纪，穿着一身半新半旧的长衫，头戴一顶小毡帽，手拎一个放着老花镜等物的布口袋，脚穿布鞋，面容清癯，从平房的这头走到那头，频频地与人谈着话或打着招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人，这就是同志们亲热地称呼为‘熊老板’的熊瑾玎同志。”“他走到报社的每个角落，遇到要处理的问题，随时和有关同志商量解决。同志们有什么困难和意见，也随时可以向他毫无拘束地反映。”“熊瑾玎同志是家传的中医，尽管他在报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仍然经常……访问各部门的工作室和宿舍，遇到病人，他就按脉处方。报馆建立医务室后，他每周都要抽出两个半天给患病的同志看病，不仅处方，而且常亲自过问病人的吃药与护理。……报社女同志生小孩，他总要对产妇开个药方，教育注意产后调养。有的同志病重须送医院住院治疗，尽管报社经费困难，但他毫不迟疑立即送到最好的医院，工作再忙他也要抽空到医院去探望生病的同志，解决生活上有关的困难。……给同志们以难忘的温暖。熊老六十寿辰，报馆同志赶制了一幅绣着‘治病救人’的锦旗送给他，表达大家感谢的心意。”

在重庆时，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在发行方面的反封锁斗争是十分频繁、尖锐和复杂的，……每当发行上遭到激烈斗争，报丁、报童被打或被扣押的时候，熊老总是抓紧时机，布置与督促同志们交涉，并且亲自慰问。他经常关心报丁、报童的政治教育，亲自推荐编辑部的同志为他们上文化课和政治课，……常常亲自参加报丁、报童的会议，听取他们在送报中遇到的问题的汇报，交流送报经验，鼓励斗志。他甚至有时深夜还要到报丁、报童宿舍去巡视一下，为他们盖被子，照料生病的同志吃药。”

熊瑾玎对有病的同志如此关心，但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和朱端绶到重庆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因为两人都忙于工作，未能抽出足够的时间细心照料刚刚问世的孩子。一个冬夜，孩子突然发高烧、抽搐。他们两人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冒雨赶赴医院，医生稍加查视后便张口要十元大洋才予接诊。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科长，十元大洋是拿得出来的。但那是党的经费呀，他们怎能随便使用呢？便抱着孩子往回走，到报社时朱端绶失声痛哭起来，他们可爱的小宝宝死了。

熊瑾玎以他在经营事业上的突出才能，善于联络团结经济实业界有正义感的朋友的非凡本领，以及他对工作的勤勤恳恳和辛劳掌划，关心他人远胜自己的高尚品德，赢得了《新华日报》“红色管家”这一美称，使得几十年以后的老“新华人”怀念他时还高度赞佩地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就独是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缺少别的同志最多工作上受些影响，而没有熊老，则《新华日报》不要等到创刊九年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封闭，可能早就被他们从经济上扼杀了。”

《新华日报》从创办这一天开始，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的9年1个月零8天中，在党中央、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统战等方面斗争的有力舆论工具。

新中国成立之后，熊瑾玎担任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从事福利工作，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6年初，他80岁诞辰时，周恩来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文革”的政治风暴卷起，周恩来又亲笔为他们夫妻写了一份“最可信赖”的证明：“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夫人朱端绶交来丈夫的两句遗诗是：“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以表达熊瑾玎对党内老战友的深厚感情和最后祝愿。。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因病去世，周总理和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王震、郭玉峰、赵静轩、康克清、史良、胡愈之、罗叔章、杨东莼、廖承志、沙千里、吴庆彤、徐光霄、刘昂、侯春怀、钱信忠、黄树则、王敏和生前友好夏之栩、童小鹏、周竹安等同志，以及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