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冤病死的《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

第六节

含冤病死的《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

《新华日报》社总编辑 章汉夫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文物档案资料库里，存了一张泛黄的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上一位文气十足、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被称为新华日报社除了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之外的又一位“老板”，我党宣传战线上的尖兵——新华日报社总编辑、新闻编辑部主任章汉夫。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50年年初，章汉夫是建立外交部时3位副部长之一。当时他负责领导亚洲司。建部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建交谈判。他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

章汉夫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章汉夫早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大学学习。章汉夫早年留学美国，1927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随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1年1月自莫斯科回国后，先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蔡和森被捕后，他担任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2月章汉夫在香港被捕，经父亲谢仁冰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

章汉夫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秘书；《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编辑等职务。

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章汉夫再度被捕。经其父亲谢仁冰设法，请邵力子援救，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他保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劝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扬、夏衍取得联系，为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贡献。他曾对父亲说：“你们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以此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革命的坚强决心。

1938年12月章汉夫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

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他勤奋耕耘，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编辑、校对、开会研讨，撰写社论和批评文章，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把党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武汉沦陷后，1938年10月23日下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租乘“新升隆”号小火轮撤离，小火轮在湖北虑鱼县燕子窝停泊时突遭日本飞机轰炸，新华日报社编辑、记者及工作人员16人，八路军9人，难民和船员50余人遇难。“新升隆”事件发生后，同年12月5日，《新华日报》职工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为“新升隆”号死难者举行追悼会，重庆各界人士四五千人参加。章汉夫提笔撰写了《血债要以血来还》一文，刊登在12月5日的《新华日报》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9年2月28日，章汉夫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团结抗战，力求进步，依靠群众!——评张君劢的意见》一文，文章中谈到“团结抗战，争取胜利，是每个中国人所念念不忘、全力以赴的，但是，国内却有某些人，或则存心挑拨或则难却成见，反对两党合作，反对长期抗战，拼命在那里亲日反共，或只反共以达到亲日的目的，并用了一切阴暗卑鄙手段，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掀起风波。要永保团结，正是要毫不留情地打击这些谬论妄行”。文章有力地抨击了张君劢的不当言行，教育和团结了人民。

作为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尖兵，章汉夫写的文章涉及多个领域，发表的见解独到深刻，入木三分，常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其写作内容涉及政论、文学评论等多种类型，既有正面宣传抗日，又有批评不当言论，同时还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判，在教育国民、团结民众、鼓舞抗日、批判顽固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好评，他也成为了周恩来在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得力助手和忠实战友。由于他的辛勤工作，《新华日报》也逐渐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喉舌之一，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

章汉夫

1944年5月，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的大会，任中国代表团秘书。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群众》周刊于6月在上海面世，章汉夫任主编，刊物尖锐地揭露了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7年1月30日，章汉夫以章翰化名，出版了《群众》香港版。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实际上成为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传达的。在此期间，章汉夫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印双方的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作为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谈判的开始。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章汉夫，印方则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章汉夫（左）与陈毅

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由于美国干扰，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斗争尖锐复杂。焦点是如何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

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两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签字仪式，在这段长时间内，由章汉夫独当一面，任代表团代理团长。他牢牢记住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团赴会前一再叮嘱的“同美国斗争，需要费脑子”这一指示，正是费尽脑筋，打掉了美国企图在老挝实行“国际共管”和“国际监督”的阴谋。

章汉夫精通英俄两种语言，这次被派上用场。有时在会上由于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事后陈毅慨叹地表扬说：“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了。”他还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国家如果颁发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章汉夫在外交部工作23年，历任外交部常务副外长、中央外事小组第一副组长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开展相关工作，是党的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1967年1月，章汉夫访巴、缅回国后不久即病倒。他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在外交部大礼堂上，造反派批斗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章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限”。每当龚普生说话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但龚普生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呼。

章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了近4年，直到1972年1月含冤病逝。

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