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夏衍的文化特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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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严家弄，毕业于浙江省立甲重工业学校（浙江理工大学前身）。
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共文化战线的地下特工。
夏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衍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任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1942年4月赴重庆，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并代理《新华日报》总编辑。1948年6月在香港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起义。
夏衍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儿童时代的夏衍与母亲徐绣笙
1900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九月初八），夏衍出生于浙江省仁和县（后属杭县）严家弄27号。
1903年，在夏衍3岁时父亲沈学诗（1882-1903）中风去世。夏衍母亲徐绣笙（1857-1937），浙江德清县乾元镇人。
1906年夏衍入私塾，习读《三字经》、《论语》。
1908年春，入杭州正蒙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新式教科书，两年后退学在家自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与母避居德清舅父家，辛亥革命成功后，是严家弄第一个剪辫子的人。
1912年，夏衍入德清县立高等小学，两年后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二，回到杭州，进泰兴梁坊当学徒约8个月。
1915年9月，夏衍被德清县公费保送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学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受其影响，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浙江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联合会代表。6月，在《学生杂志》第6卷第6号发表《木棉漂白之过去及将来》一文。10月，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并以“宰白”的笔名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得到陈独秀的赞赏。
1921年2月，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盯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夏衍留学后，母亲挂念着他，尤其是他的婚姻，于是开始为夏衍物色对象，最后选中了后来升任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长女蔡淑馨。蔡淑馨原在杭州读书，后转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1924年暑假，夏衍来到杭州正式相亲，两人彼此心仪。1月，正在日本福冈的沈端先（夏衍）将一篇旧作重新修改，题名《新月之下》寄回上海，刊登在《狮吼》半月刊上，署名“沈宰白”。这是夏衍发表的第一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
1925 年，从省女师毕业的蔡淑馨，在校长的鼓励下也来到日本，进入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于是，夏衍在京都租了一套小木屋，也就是照片中的这幢透着浓浓爱意和诗意的小木屋。以后每逢假日，夏衍便常和蔡淑馨，还有朋友们来这里小聚。
1926年3月，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4月，免试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10月初，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1927年年初奉命回国。5月，受国民党通缉并被开除党籍。6月，经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成立“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委是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地下领导机构，成员有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等。
1929年冬，夏衍参与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0月，与郑伯奇等人创办上海艺术剧社。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夏衍与鲁迅、钱杏村被推举为主席团，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青年时代的夏衍
夏衍和蔡淑馨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4月，夏衍和蔡淑馨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后，蔡淑馨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事业，放弃了自己的所学专业。在以后的岁月里，于各个历史时期，她都默默地协助着夏衍，殚精竭虑，风雨同舟。
8月，夏衍与田汉等人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
1932年5月，夏衍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7月，成立“剧联”领导的“影评人小组”。
1933年3月，夏衍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成立中共地下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为电影小组组长。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自6月起“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后，“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鲁迅其实是
“左联”中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
1934年10月的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此前，因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故而，夏衍、周扬等人均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亦相对降低。当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时，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原来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此前，担任“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曾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
阳翰笙所说的“冯雪峰走后”，是指一年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刚好宣传部长冯雪峰前往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务抓住。冯雪峰奋力挣扎，侥幸脱险。此事发生后，组织上认为冯雪峰已暴露，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因此将其调往中央苏区工作。这年底，冯雪峰便离开了上海。
冯雪峰一家和鲁迅一家
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当时“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就中断了，而且时间已近1年。
周扬亦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外，还容易产生误会。周扬找夏衍，除了告知阳翰笙的建议外，还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时间。周扬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仅阳翰笙、周扬、夏衍3人。
夏衍知道欲见鲁迅，当时唯一的地方即内山书店。次日，夏衍只身来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没想到这天正巧鲁迅也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转达了周扬的意思。鲁迅表示同意。时间约在下个星期一下午，仍在内山书店见面。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其住处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同时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出乎夏衍意料的是，来的不是两人，而是3人。除了周扬、阳翰笙外，还多了一个田汉。
晚年，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对当时的这一意外情况曾如此说：“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
由此可见夏衍当时即有顾虑，但碍于田汉在场不好多说，于是便一同上了出租车。
到了内山书店后，鲁迅已先于他们在里面了。当时书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
“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口气有些冷淡。显然鲁迅对此计划中多来一人并不愉快。
好在内山先生适时地调解了气氛。他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刚好还有一些刚从日本带来的点心。”这是一间典型的日本式会客室，整个风格设计带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他们在会客室坐下后，内山随即送来了一些茶点。
关于这次上海文化战线的地下党领导人向鲁迅的汇报，以后夏衍是这样介绍的：“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
可见，当时的气氛还是较为融洽的。但田汉的冒然插话改变了会谈气氛。当鲁迅听到“左联”的队伍在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加入，他的心情显得非常好。但就在周扬谈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冒失地插了进来，气氛骤然发生了变化。
“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所谓的胡风政治问题以及穆木天的“转向”，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才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100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的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后来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中央社在《申报》上发表了一条捏造的新闻，即所谓的穆木天、江汉雯、刘智民的《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国民党的阴谋，故认为穆为“转向”者。穆木天获释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谗言。其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报告此谗言。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谗言被与胡风同在中山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听到。韩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为鲁迅所鄙视。胡风疾恶如仇，亦曾与韩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此职。对穆木天的谗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的谗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谗言，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
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原来对胡风的遭遇即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
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应该说当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当然，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的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鲁迅和青年版画家在一起
（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
鲁迅对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诱因的事情。甚至对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也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列“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他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同等相视，这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思维定势。
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1935年2月，夏衍根据田汉的提纲，编写《风云儿女》。试作短篇小说《泡》，他也就是在那时第一次用了“夏衍”笔名，发表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6卷2号。5月以后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等。
1937年8月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兼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夏衍则出任总编辑。《救亡日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执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7年夏衍曾创作三幕剧《上海屋檐下》。4月初春，其母亲徐绣笙去世，终年80岁，夏衍赴杭州奔丧。
1937年11月2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撤离，于1938年转至广州复刊。当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中，于是《救亡日报》再度“流浪”。
由于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隐蔽战线通信联系已经中断，夏衍只好去长沙找他的上线领导中共特委李克农。
1938年11月8日晚，夏衍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第二天，他好不容易才通过一个个间接的朋友关系找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当时事情太不凑巧，正逢不堪回首的“长沙大火”，中共特委总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忙着安排“紧急疏散”，根本就腾不出时间来跟夏衍详谈《救亡日报》的事情，但周恩来却对他说：“你来得正好，马上回桂林和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
1937年春，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在西安七贤庄
红军联络处办公室
夏衍来到桂林与李克农商量后，于1938年离开桂林赴香港筹款。第二天，郭沫若就来到了桂林。三天后，周恩来也专程从长沙来桂，向郭沫若指示《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这时，夏衍筹款工作十分顺利。驻港的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即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经费中，专门拨给《救亡日报》1500港币。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夏衍主持《救亡日报》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作为总编辑的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
《救亡日报》桂林版
《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派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查封了在桂林苦心经营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为宣传发动抗日救国做出卓越贡献的《救亡日报》。
1942年，夏衍与田汉、洪深合作话剧《再会吧，香港》。4月，赴重庆，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在《新华日报》上撰写政论及杂文，6月，写成四幕剧《水乡吟》。8月，五幕剧《法西斯细菌》完成。
公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春，夏衍创作四幕话剧《芳草天涯》，9月在重庆上演。
1947年3月，夏衍经香港抵达新加坡，向华侨领袖陈嘉庚传达中共中央军政方针，并应陈嘉庚、胡愈之邀请任《南侨日报》主笔。
1948年6月，夏衍在香港《群众》杂志开设《蜗楼随笔》专栏，在香港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起义。
1949年，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暨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7月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0年3月，夏衍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8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兼任院长。
1953年夏衍创作五幕六场话剧《考验》。
1955年5月，夏衍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在北京被隔离，接受中组部审查。
夏衍文革批斗照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12月4日凌晨1时，被红卫兵架走，7日交解放军“监护”。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1969年2月，夏衍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入空军医院，两次输血，在医院一年有余，继续受审。
1976年，粉碎“四人帮”，夏衍闭户读书。
1977年秋，夏衍恢复党组织关系。9月，去上海。
夏衍主要作品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赛金花》《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改编创作有《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懒寻旧梦录》等。
夏衍是中国三十年代开始的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对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戏剧的表现内容，还是戏剧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在对 “ 五四”以来中国话剧优秀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许多开艺术先河的创造性探索，
营造了自己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夏衍创作的着力点，在于通过关注大时代里普通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精神悲欢，来提示社会政治和革命的主题。夏衍大多将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
寓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冲突中， 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 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以一种近乎平庸的写实精神反衬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将高度的社会政治意识、饱满的政治热情与艺术创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使他在同时代剧作家同行中脱颖而出， 并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
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他并未简单地以艺术图解政治，
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 可以说， 夏衍正是以其敏感多思、善于冷静地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善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
1994年10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报告会”，下午“夏衍电影回顾展”开幕。10月30日，在北京医院度过95华诞。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5岁。
夏衍故居建于清末民初，属中式平房，位于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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