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全面改组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延安
毛泽东与王明，似乎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话题，人们知道王明曾反对、排斥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等。但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毛泽东对王明由重视到纠错，宽容、批评但始终留有余地；王明对毛泽东由趾高气扬多方面指责到不断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纠缠，就很难说人们都很清楚了。
王明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他都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中心。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但他到武汉后随即改变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与其他领导人、高高在上的神态。
尤为突出的是，王明在武汉不经中央同意、甚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王明极不尊重。1938年2月9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并致电中央书记处说：“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
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但王明控制着《新华日报》的领导权，他以文章太长而拒绝刊载。他并且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
凡此等等，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毛泽东题写的《新华日报》现报头
《新华日报》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它是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司令部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
《新华日报》于1949年4月在南京复刊，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报。2001年9月28日，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省委、省政府研究，以新华日报为主报的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正式组建。
《新华日报》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主办，新华日报社现为中共江苏省委直属事业单位。
1938 年6 月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实质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周恩来为主导的南方局。1938 年9 月26 日，中共中央终止王明在武汉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社。
10 月25 日，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对《新华日报》新闻工作的进行了全面纠正。
周恩来主持《新华日报》工作后，首先对报社党组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意识，务必使报社的新闻工作与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保持一致，始终坚持党对该报的绝对领导。他要求报社主动适应国统区特殊环境，逐步确立了一条面向下层读者，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办报路线，竭力争取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的支持。周恩来还亲自参加报社组织的读者报告会，听取意见，提高报道质量，参与指导社论的写作。经过周恩来的努力，自1938 年9 月以后，《新华日报》逐步肃清和纠正了王明对报社的影响，加强对我党抗战路线反正政策的报道。具体表现为：
1. 加大对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报道力度
1938 年10 月后，《新华日报》在抗战宣传上加强了对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报道，报道中亦开始大量使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相关观点，这在此前是少有的。1938 年10 月26 日发表的社论《坚持持久战！》指出：“我们在目前虽有局部战事之失利，个别城市之丧失，然而从整个过程来说：那么应该说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与胜利，而敌人日陷不能自拔的泥沼。只要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38年12 月6 日该报刊登社论《论全面抗战》提出：“（全面抗战）这一口号是与持久战这一口号相关联的。”1938 年12 月7 日又刊登社论《论全面抗战与游击战争》，充分肯定了游击战的作用和地位：“抗战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游击战争在全面抗战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军政当局和社会人士对于发展游击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而且从抗战以来……在敌后方广大的区域内已生长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并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武汉会战后期，中共中央就曾指示，“加重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见《新华日报》从新闻宣传、政策表述上已与党中央确定的政治路线、军事方针相一致，并进行了充分的贯彻与宣传。
2. 进一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合作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新华日报》竭力维护和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在对待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报道上，承认巩固蒋的领袖地位，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战继续给予积极报道。就此问题，1938 年中共中央也曾多次指示：“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各级党部在目前工作中，应注意：（一）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二）反对伪中央政府的出现，反对一切和平妥协的活动。”遵照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以鼓励和正面报道为主。从1938年10 月至1939 年底，《新华日报》连续刊登了蒋介石抗战演讲等社论短评。
通过对蒋介石政府的集中报道，中共向国统区民众和蒋介石政权表示出对国共合作抗战的重视和诚意。在报道倾向上，对蒋介石的抗战活动给予正面评价，且多刊发在要闻版的显著位置，以显示对蒋介石政治领袖地位的认可。甚至蒋介石的一些非正式训词和讲话也都给予积极的报道。这些拥蒋社论的刊登，以及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积极报道，既是《新华日报》身处国统区的一种斗争策略，也是抗战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
1939 年后，随着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态度日益消极，《新华日报》亦随之发生转变，从拥蒋转变为批判蒋介石政权对日妥协，揭露其对日媾和的卖国行为。
3. 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共领导人及敌后游击战的报道
王明指导《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报道多为谈话、电文和题词，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仅刊登过《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连《论持久战》也未刊登。此外，在版面安排上，《新华日报》也未曾突出延安和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但在1938 年10 月后，《新华日报》对毛泽东的报道内容日渐丰富，篇幅加大，题材也更多。
从1938 年10 月到1939 年底，《新华日报》共刊登17 篇涉及毛泽东的报道，报道内容除了毛泽东的谈话、电文和重要文件外，还有毛泽东的专访及日常活动等。
通过《新华日报》的一系列报道，国统区民众对毛泽东和延安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个人魅力开始在国统区民众中得以树立。在版面的安排上，1938 年有关毛泽东的报道多出现在三、四版位置，1939 年则多在一、二版，显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正在逐步形成和巩固。
《新华日报》的一系列改革，也可视作“党媒姓党”的历史诠释。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正面战场抗战事迹，加强巩固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关系，推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舆论作用。尽管该报的工作受到了王明的控制和干扰，但在报社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中央的决策下，《新华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并未脱离抗日救亡的大方向。
但是王明作为长江局领导，把控《新华日报》言论与中央的决策部署相违背甚至对抗，一度将《新华日报》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外，这显然不利于党的内部团结，更让敌人有了可乘之机。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及其纠正，从历史的侧面表明国统区党的新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抗战背景下，《新华日报》作为在国统区创办的中共报刊不但要与抗战敌对势力、妥协势力做坚决斗争，同样还要应对来自党内的分歧和挑战。
《新华日报》从分歧到纠正的转变，也进一步表明“党媒姓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用党报行一己私利，更不能将党报作为与中共中央对抗的工具。
《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创办的报纸，尽管身处国民党统治的抗战大后方，远离延安政治中心，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这是《新华日报》的身份认证，更是其身世渊源。
《新华日报》结束了王明控制下的黑暗一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