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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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说：1989年连续百万人游行，使局势升级。上海时装商店挂出了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

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

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

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

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

根据新华社报道，77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

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

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

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呼吁李先念主席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

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新教的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

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

包括首都钢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

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

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

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进行了报道。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

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中央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

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

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

刘效胜说：令人震惊的是这时发生了一起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民执政府。

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于是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

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

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

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这起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实际上也改变了八九学运的性质，为六四戒严清场提供了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