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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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赵紫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一个重要角色。

刘效胜与老潘头和那些年轻人说起了赵紫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那些事。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样板，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其成为正式委员。

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后，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也从第七上升为第四。

胡耀邦下台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军事上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政治上主导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经济上推行改革的赵紫阳，这三驾马车顺应历史潮流，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总体上出现向好的发展势头。

赵紫阳在价值观上早已抛弃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在改革实践中为市场化与私有化奠定基础。

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他还亲自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总体设计，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

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

当时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满了民主氛围。

赵紫阳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担任总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推向全国。他的经济改革以简政、放权和松绑为主导，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经营自主权。

1980年，赵紫阳对各省施行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财政利益与市场化方向保持一致，从而形成抵制计划经济的力量，使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势力难以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

但这一改革，多年来一直遭到两股势力的攻击，一是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政治势力，另一股势力是主张集权改革的知识分子。

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赵紫阳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同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如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试验。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数不断增长。

1984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阶段，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

1985年初推出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赵紫阳指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的话，企业就不会有竞争力。然而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听从指令，对市场价格反映不灵，所以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政府希望恢复中华民国时期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赵紫阳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长阿瑟·邓克尔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意向，赵紫阳说如果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得以恢复，中国同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将进一步扩大。

1988年9月，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赵紫阳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北京会面。当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双重问题。

5月经邓小平首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

自改革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新高，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抢购并伴随通货膨胀。

上述恶性通胀是后期发生社会动荡的经济和时代背景。价格闯关的负面效应成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保守派势力”攻击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货膨胀受挫，倡导经济紧缩、治理整顿的保守势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疑虑。

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赵紫阳与陈云、李先念等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是以陈云、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

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更加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是保守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加严峻。

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中，一派是以邓小平（左）为首的改革力量，另一派是以陈云（右）为首的保守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

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计划经济。

从1987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

赵紫阳无法完全认同反自由化运动，若这场运动持续进行的话，十三大就无法为深化改革开放定调。赵紫阳为此发文对反自由化作出严格规定，划定界限，明确自由化的概念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这样就不会重复中共过去搞运动式的混乱。

在反自由化的氛围中，保守派势力企图把反自由化扩大，延伸至经济领域，党校出现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

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长远看主要是来自“左”的干扰。邓小平赞同赵紫阳的看法。

1987年夏，在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是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反映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能更好贯彻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保守派元老陈云反对。

1987年，随着中共十三大临近，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邓力群可以进中央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是不能进中央书记处，不再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这事正酝酿时，党内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邓力群品质不好又保守僵化，不应负责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

但邓力群最终因为差额选举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当选中顾委委员。

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保守派的不满，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保守派思想笔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是被陈云挡下。

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将保守派的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销。

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

1986年10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

以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论为后盾，赵紫阳等人从目标、模式和进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战略，提出在中国的改革目标中要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赵紫阳等人设计了一套破除旧体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针对旧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重、政治运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党政事务应该分开，在此之前这种言论是一种禁忌；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适于地方政府决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败，为建设高效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最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度，重大情况知会人民，需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改革的范围应当有多大？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既包括体制层面的改革，又包括思想观念和具体做法层面的改革。邓小平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陈云对人口、资源、环境等如何适应改革的需要等问题也都提出了具体的看法。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重要标志。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还专门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全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陈云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入手，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问题，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从而为建设政治文明开辟了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

刘效胜说：毫无疑问，邓小平、陈云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要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入手。如今却是推行了终身制，老大一人说了算，显然这与邓小平、陈云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相背。

刘效胜又说道：保守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紫阳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开始集中爆发。李鹏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对此，赵紫阳主动提出调查自己家属，而李鹏声称他无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赵紫阳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

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紫阳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紫阳，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紫阳的儿子真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1989年6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与李鹏的人品和作风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