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1）

 

第57章  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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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生和婉茹从香港返回家乡，原本是想探望家人，没想到收养他长大的外公和母亲已悄然离世，弟弟南山云下落不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见到了自己的妹妹南丽娃。南阳生劝妹妹南丽娃移居香港，但南丽娃却婉拒了。因为她需要照顾外公在世时的朋友老潘头，那时老潘头的儿子潘天亮已正式向南丽娃求婚，并答应今后一起去新加坡发展。

南丽娃对南阳生说：“我担心自己去了香港，老潘头没人照顾。” 南丽娃已主动当了老潘头的保姆。她象照顾母亲和外公那样，照料着老潘头。

于是，南阳生、婉茹在南丽娃陪同下一起去看望了老潘头。南阳生理解妹妹的选择。

南阳生和婉茹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75岁的老潘头，他虽然腿脚不利落，但思维却十分清晰。 老潘头见到南阳生、婉茹特意前来看望他，非常高兴。

老潘头对南阳生讲述了不少关于胡耀邦的故事，显然他对胡耀邦非常敬重，实际上，他能在有生之年得到政治上的昭雪，得益于胡耀邦推行的平反政策。

正当老潘头与南阳生长聊之时，老潘头的儿子潘天亮带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七十出头，个子不高，却很精神。这个小老头叫刘效胜，是个略有小名气的作家和摄影家。刘效胜出生于军干家庭，但父亲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并冤死于枪下。

刘效胜毕业于新闻学院，中年时期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当过书报刊审读处长。刘效胜说话随和，直言多语，知识渊博，思维独特。在电视节目中多次担任嘉宾。由于其性格开朗，心态极好，所以年过七十，仍耳聪目明，鬓无白发。

刘效胜见到老潘头，高兴地说道：“潘老和南阳生博士在聊谁呀？”

老潘头笑着说：“我和南阳生正在闲聊胡耀邦呢。”

刘效胜对南阳生说：“我听潘天亮说，你是群体心理学博士，不知你对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中国群体心理是否有过研究？那可是一个激荡而又悲情的时代，亿万人民兴奋过，却又失落过。”

南阳生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在大学时，有几个教授给我讲过这些事，但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私底下。”   

刘效胜笑了：“我在讲台上，也不敢公开讲这些事。不过，现在藉助网络，可以看到不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旧闻成了当今的新闻。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以前收听美国之音是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现在翻墙看网络却是想了解真实的中国。”

老潘头对南阳生和潘天亮说：“今天，刘老来这里，你们两个年轻人，有求教的事，可以随便问，刘老是本大辞典，他没有不知道的事。”

南阳生对刘效胜：“刚才，潘老对我讲了不少关于胡耀邦的事，您老能否给我们再讲讲赵紫阳的事。”

    南丽娃给刘效胜上了茶。她和婉茹也坐在旁边，听刘效胜讲述那些似近又远的故事。

刘效胜说道：“胡耀邦和赵紫阳与华国锋一样，其实都是悲情人物。无论党内党外，也无论国内国外，了解那个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三位改变中国的人。但遗憾的是，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一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刘效胜说道：我在新闻出版系统任书报刊审读处长时，是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这段时间。后调到市政府工作，又先后调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新华社驻地方新闻机构工作。因此，我对中国的政治和宣传，有相对的了解。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十三大报告虽然没有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但提到了赵紫阳的两句话：“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上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1986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着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小平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邓小平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因为，邓小平的政改不准搞西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的相互制衡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而赵紫阳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

在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在1984年和1986年9月两次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谘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87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出任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甚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现居加拿大的吴国光博士所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记述：胡耀邦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之后，总理赵紫阳在继续负责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参与政改研讨的重要成员有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陈一谘、陈福今。

赵紫阳要求政治改革应该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为此，政改办召集了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各省市的诸多领导人与专家研讨政改，先后召开过三十多次内部座谈会。在如此多的研讨会上，除了吴冷西等个别人的反应冷淡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皆充满热情，提出大胆的批评与建言。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党的权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须从批判权力高度集中和改变“以党代政”体制入手，进而逐步实现用宪法约束党权、党权在宪法及其法律的范围内行使的宪政。在研讨会上有人举例说：党权已经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赋人权、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案进行。

有人质疑“党的权力来源”，比如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曾在讨论会上说：中共经过“武装竞选选上了”，但选上之后却变成千年王国，“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陈小鲁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估计“反对党”将会出现，建议现在就着手制订“政党法”，为将来的多党制准备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对“政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地位，因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协”属于“非法组织”。所以，制定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中得到关注。

有人质疑“党的经费来源”，认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财源由国库开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张应该用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来解决党的财源问题。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以强调党决不能办企业和公司为主，他认为党办经济实体的流弊比“党吃国家”还严重。

在政改研讨过程中赵紫阳多次发表讲话，其核心可以归结为：政改制度化的实质就是要“分权”。赵紫阳指出：过于强调领导核心的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赵还要求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问题列入研究专题。赵紫阳甚至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我们的党政不分厉害，地方党部不搞一元化领导。”胡启立也经常来政改组发表看法，胡启立认为：封建社会靠科举制、资本主义靠选举制和文官制度，达到了社会稳定和相对公平。赵紫阳赞同胡启立的观点。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戈氏改革所引导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的解放与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改革颇有启发。

赵紫阳说：“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民主。”他还根据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非常敏感的现实特点指出：“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多宣传一些集中，而实际上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一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也就是尽量避免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多做一些推进民主自由的实事。赵紫阳还主张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说：“比如游行，我们不能禁止游行，但要划出一个界限来。”针对邓立群所说的“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反唇相讥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当时参与研讨的高级干部在谈到政改时，大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1，对中共的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反省；2，对封建社会太长和封建传统太深的批判；3，大多数人对国情有相当的熟悉，主张政改要结合实际和民意。而赵紫阳与众不同在于，他在讲话时常常引用国外资料，对西方、苏东和港台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比如，赵紫阳对“八六学潮”的评论时说：“我们选民的投票兴趣还没有菲律宾大。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在现实推行上的党内阻力过大，特别是“党政分开”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诸侯的强力反对，在六四前就难以有效实施。对此，赵紫阳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党政分开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于这项改革在根本上出击到了“既得利益与权力”。所以，有人甚至语带讽讥地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加之邓小平钦定的硬闯物价关严重受挫，经济改革引发的利益再分配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凝聚点，遂使政改陷于停滞状态。赵紫阳也只能回归低调，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让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反对腐败、保证廉政和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创造条件。

在中央政治局的改革上，赵紫阳首创例会制度，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

在研究政治局与常委的职权划分时，赵紫阳与胡乔木有过一场著名争论，胡乔木反对划分，理由是没必要。赵紫阳则认为不划不行，理由是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太大。赵紫阳说：“不规定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而在权力制约的问题上，“党多年的习惯不愿搞具体的东西。我们总是怕繁琐。”

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有一个实例：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向常委汇报并请常委定调子：判甚么刑？赵紫阳却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

显然，在政改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

比如，1988年8月，赵紫阳指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可是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为什么前边要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讲公平。”

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赵紫阳仍然在1989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南阳生、潘天亮和南丽娃、婉茹听了刘效胜讲述的赵紫阳政改故事，从内心中感受到了中国政改的艰难，也对赵紫阳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