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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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文革派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

为了向自己的年轻朋友们详细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国高层的变化，小孔明李四打开了手机，念了一串大事简述：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老毛圈阅之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

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之《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产生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之全国人大常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之国务院领导班子。

2月1日，邓小平开始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之评价，并称：“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2月开始，邓小平开始整顿经济，试图扭转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局面。

2月5日，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

197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仅仅一年之隔，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这个“一号文件”，不仅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连叶剑英也被冠以“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小孔明李四关上了手机，继续说道：

这个人事变化，实在不小。这次人事变动所涉及的，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将有可能翻“文革”案的重要人物——叶剑英，一起撤换了下来。

明显地，这次的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个重大举动。不过，在这个非常时刻，毛泽东尚保留了极为重要的清醒。他没有把党、政府和军队的大权交给江青、张春桥等人。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张春桥十分不满。本来，张春桥对此次人事变动寄予很高的期望，但这个“一号文件”，让他太失望了。他忍耐不住心头的气恼，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个发泄不满的东西：“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张春桥是在说，邓小平“来得快，垮得也快”；同时，他也是在诅咒，华国锋等人“来得快，垮得也快”。

张春桥一伙人心里恨的，不再单单是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从现在开始，华国锋也包括在内了。

1975年1－2月，比较平静。但从1975年3月开始，文革派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和老官员。1975后3－4月，江青、张春桥又搅起批“经验主义”风潮，说它是“当前主要危险”，看似批周，实则打邓。

小孔明李四又打开了手机，简述了当时的一些大事纪要：

    3月1日，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

    4月1日在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中提出：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

1975年4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祭起“三项指示为纲”的大纛，展开全面整顿工作，更由被动挨江青的攻击，转为主动向江青开战。

1975年4月18日下午，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后，向毛泽东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所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李四说：

毛泽东的批示显然不可理解成是批江青这帮人。须知，毛泽东并没有放过“经验主义”，说它也是“修正主义”，没有说批经验主义不对。老毛的玄机到底是什么？那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独立思考了。

我以为自三月份以来“批经验主义”，显然不会是江青、张春桥的自以为是，应是老毛的部署，起码也是闻毛之风而动的。

事实上，善于韬晦的邓小平上当了。

1956年邓小平为老毛之“引蛇出洞”阳谋的总指挥，此时他竟也身不由已地被老毛“引蛇出洞”了去。

1975年4月27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邓小平“质问”谁？江青还是老毛？真是昏头昏脑，错估了形势，以为到了“清君侧”的时候了。

会后，王洪文以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了。

王洪文岂有如此“斗胆”，可见老毛已事先布置的影子。

29日下午，邓小平前往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随后，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出面制止，并且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四人帮”。

邓小平春风得意了，在4月和5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几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江青和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

邓小平忘记了自己的韬晦策略，他打着老毛的旗号，用老毛所言，公开敲打起江青。但江青向老毛检讨，那只是“周瑜打黄盖”，两相情愿的一出戏。

李四喝了一口酒，点燃了纸烟，烟雾在他眼前缭绕。他望着烟雾说道：

邓小平和江青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上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就是有名的“猫论”，他是有一些实用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个东西，你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和文革派那种对意识形态的特别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冲突是必然的。

邓小平用“韬光养晦”策略引得了老毛的信任和重用，他也许感到胜利在望，便对江青等人公开叫板了。但他在权谋上远不如老毛，老毛仍然用“引蛇出洞”的办法，测试着邓小平的忠诚度，还有他对文革的态度。

    邓小平在老毛面前只能俯首听命，即使老毛死了，他也不敢全盘否定老毛。也许这是他的命中天数。矛可以攻击，盾只能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