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介

我的照片
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22年1月31日星期一

第28章 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沈阳 著

Shenyang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1

 

19119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

9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16日。

9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

 

2

 

辛亥革命時的起義軍和清軍

辛亥革命时的起义军和清军

 

191110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

10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三烈士的牺牲,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

湖广总督瑞澄并不想扩大事态。1010日,瑞澄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0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   

19111010日早,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澄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3

 

驻扎武昌各处的革命党人决定提早起义。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

 

發動武昌起義第一戰的新軍工程營正目熊秉坤

发动武昌起义第一战的新军工程营正目熊秉坤

 

熊秉坤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哨宿舍有骚动声响。

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哨长、司务长等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哨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

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晚上10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0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4

 

191110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

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革命党军驱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队包围黎元洪住处,强迫黎元洪主持大计。把他簇拥到楚望台上,全体起义官兵举枪对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请统领下令作战!

湖北咨议局早已准备好了安民布告,并且替黎元洪签上了字。

虽然此时黎元洪处于软禁状态,但他的威望稳定了武昌的军心,获得了一致拥戴。当公推黎元洪任都督消息到军中,土兵都鼓掌欢呼。

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了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

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了一系列电文的迅速发布,加快了各省的响应进度、加剧了清统治集团分化。

以都督黎元洪名义《照会各国领事》,迅速送达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后,使各国了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

各领事馆于1018日宣布严守中立,从而避免了各国对武昌起义的武力干涉。

 

 

湖北軍政府大樓

湖北军政府大楼

2022年1月30日星期日

第27章 推动铁路国有化引发的“保路运动”


沈阳 著

Shenyang

 

1911年的成都街頭抗議鐵路國有化的人群

1911年的成都街头抗议铁路国有化的人群

 

1

 

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

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285起。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

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清政府的经济改革,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逐渐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光绪皇帝活着的时候,力主民间筹资办铁路。后来当政者自信心愈发不足,觉得还是国营对政权有利,盛宣怀入了载沣组织的内阁主管铁路,更是支持恢复国营政策,其出发点也不见得没有私心,因为盛家控股的汉阳铁厂主要产品铁轨急需国家订货。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1903122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

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

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

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2

 

推動鐵路國有化、時任任郵傳部大臣的盛宣懷

推动铁路国有化的内阁大臣盛宣怀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

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

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 盛宣怀、梁启超也持此种看法。

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靡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

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

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

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3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19115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5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

6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   

6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

1911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 。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8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

9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9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

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

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顿时空虚。

9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本来,一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果处理得当,特别是政府一方能够充分照顾民间利益的话,不见得会出什么大事情。

可是清政府不把民间利益当回事,许多商民手中的铁路集资券成了废纸。地方官员又蛮横对待抗议民众,川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激起更大的民愤与民变。

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4

 

失人心者亡。这是最为恰当的历史结论。

所以,清政府当年推行的维新、新政乃至“预备立宪”,是它企图顺应历史潮流的一种努力,曾使其获得了一些人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统治的时间;但是后来执政集团肆无忌惮地大开改革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才最终使它人心丧尽。

 

 

2022年1月29日星期六

第26章 立宪派与革命派何故走到了一起


沈阳 著

Shenyang

 

立憲集會

立宪集会

 

1

 

大清立宪,又称为立宪运动,是指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1911年,目的在于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清政府的掌舵人变成了年仅26岁的皇亲贵族子弟、摄政王载沣。

载沣没有政治历练,对宪政也根本不懂,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保住权力。他一上来,先把袁世凯开回了老家,人说他是为兄光绪报仇,可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必如此匆忙?况且袁氏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属于事后的揭发交待以自保,并非如所传是出卖光绪、导致政变的罪魁祸首。载沣驱袁,实际上还是为了眼前的权力之争。

袁世凯虽然为政名声不好,但却是能够掌控重兵的“能臣”,而且他公开拥护立宪,又是汉族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袁的去职,削弱了清政府稳定局势的执政能力,也加剧了高层权力的分崩离析。

有清一朝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政治上压制和排斥多数民族汉族,满族则有种种特权,这是它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死穴。新政中,这项弊政正逐步改革。显然,改革能得民心,倒退则失民心,而载沣连这也不明白,只知道用自家人可靠。他接着不顾宪政改革的规矩,成立了一个以满亲贵族为主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载沣的两个弟弟也入了阁,执掌陆海军,这两个纨绔小儿只对出国考察感兴趣,等他俩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回来,革命就临头了。

谙知民心和善于协商与妥协,是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养,载沣则不合格。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未具体定出召开国会的时间表,后经民间要求,承诺以9年为期,而民间觉得9年太长,要求缩短,载沣很不情愿地减了3年,然后关闭协商大门,说谁再提要求就是捣乱,对请愿者实施弹压,其举措僵化笨拙,没有回旋余地。那些请愿者(主要是学生)原本无反政府之心,曾有学生绝食甚至断指书写“血诚”二字表示爱国,当局如能耐心地与他们协商对话,各作妥协,不见得不能解决问题。然而这些满腔爱国情怀的体制内拥护宪政人士却遭到清政府像对待敌人一样地打击、镇压,这才彻底绝了他们和平改革的希望。

2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與家人在東京

1906年,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与家人在东京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比较早的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

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

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

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创立报刊、设立社团、发起请愿运动,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这是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预备立宪官话报》。

 

报载全国绅商学子听到预备立宪的消息,莫不“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扬州商学界撰写的《欢迎立宪歌》唱道:“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歌动地球。”其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与端方等考察宪政大臣“频以书札往还”,甚至代为他们起草了考察报告。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际,恰恰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对政府充满期待,表示热烈拥护之时。

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了出来。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

3

 

清末革命團體分佈圖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1894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倫敦蒙難時康德黎交給警探辨認孫中山的照片

伦敦蒙难时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9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

一星期后,孙中山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11日,孙中山被驻英公馆抓住。

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从关押处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

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

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

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

康德黎担心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

19日,英国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

22日英国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驻英大使龚照瑗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1023日,孙中山终于被释放。

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 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

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最早的英文版《倫敦蒙難記》

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

 

4

 

在这一时期,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了《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了《革命军》;陈天华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党人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

一些革命党人收集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这些作品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

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

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7月,孙文黄兴陈天华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

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

 

1905年,同盟會成員在東京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立宪派与革命派最终走到了一起,是由于立宪派对清政府后来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彻底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