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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

林保毅舍身吸引敌机炮火传为佳话(中国空军史话)


从通化迁移牡丹江,第一列车行车就十分困难,沿途各站均为苏联红军控制,几乎站站都有要费力交涉。
国民党在四平进攻中获得大胜,长春已经被攻克。这时苏俄冷脸变成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对中共这个被斯大林戏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则视若敝屣。
56,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容易弄到机车和司机。
长长一列车,越过老爷岭山坡时,只有一个火车头,开足马力仍拉不动,于是全车所有的人都得下来,在列车两边推车,整个列车就象挣扎似的,慢慢地向前移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个高坡。
大家上得车来,衣服弄脏了,汗湿了,人也累了,但毕竟胜利了。有人高兴地说:“咳嗽人推火车,牛拉飞机,我们算是亲身经历了,等我们有儿子的时候,和他们吹起来,恐怕他们还很难想象哩。”
后来又组织了两趟列车转移,那时困难更多,途径梅河口,那是一个铁路交叉点,均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和扫射。
但不管敌人如何疯狂阻挠和破坏,都有无法改变航校人迁移的决心。
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黄乃一到总部汇报请示工作。
在这期间,总部确定王弼调返航校,任航校政委。同时拨给航校电台及所需机要、报务人员。
黄乃一闻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在回校途中与王弼带着电台人员及机器,一起绕道去了佳木斯察看机场。
王弼和黄乃一在佳木斯拜会了时任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张闻天,并提出,如果形势发展需要时,航校很有可能迁往佳木斯。
张闻天对我党支部有了第一座航校,十分高兴。他表示,航校如搬来佳木斯,将给予大力支持。
从佳木斯返回牡丹江途中,当王弼、黄乃一乘坐的火车抵林口时,前面铁路已被土匪切断,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黄乃一就用所带电台,向牡丹军区发报,请他们通知航校派飞机到林口来接行。
在等待飞机的时候,王弼一行察看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火锯厂,也就是木料加工厂。
这个厂原先同日本人掌握,现在与其它厂一样,都有停工了。
王弼说,我们修理牡丹江校舍时,缺乏木材,以后这个厂不仅可以为修建牡丹江航校提供木材,还可为将来迁往东安修房提供木材。
黄乃一于是就决定派航校管理科科长蒋金庭到林口组织这家火锯厂恢复生产。
没过多久,蔡云翔、何健生驾驶一架运输机飞到了林口,将王弼、黄乃一一行人员及电台等接回到航校了。
王弼就任东北老航校政委后,就面对有关飞机转场牡丹江的事。
航校刚刚成立仅3天,便又被迫向牡丹江搬迁了。
可是,能驾驶飞机飞行的人员太少。
当时距离通化暴动刚过两个半月,留用的日本人刚刚恢复自由,他们惊魂未定,是不是怀有二心?
地面没有雷达和导航,通讯设备,让他们驾驶飞机空中转场,太危险了。
在航校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的建议下,经过航校领导的慎重研究,认为这些日本友人既是经过了严格审查决定留用,那就应该信任他们,不能怀疑和歧视。
但是,当发生了通化事件后,林保毅一度被怀疑是暴动主谋之一。
黄乃一等航校主要领导,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他拒绝了。当时在黄乃一出面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
航校领导最终作出决定:让日本飞行人员参加空中转场。
对于中共在通化创办航校一事,国军十分害怕,他们经常出动飞机对航校进行扫射和轰炸。
有一天,林保毅和一名学员在转场时刚刚降落,4架国民政府战机就从远处迅速飞来,一阵扫射过后,林保毅座机的尾部中弹起火。
此时,林保毅突然想到还有一架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没有落地。他拿出信号枪,拼命对着天空打信号弹,同时还摇动小红旗,但空中的飞行员没有看到,继续下滑。
这时,4架国民政府战机轮番攻击,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
就在这紧急关头,林保毅看到50米外停着一辆用于启动发动机的特种汽车。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汽车,跳进驾驶室,将车开进了跑道,并加大油门飞驰起来,汽车排气管随之冒出股股黑烟。
国民政府飞行员以为是飞机降落,都追着向他开炮。
航校飞行员在空中发现敌情后,用超低空钻山沟的战术悄悄溜走,飞到了预备机场安全降落。
林保毅的英勇行为被传为中国空军史上的一段佳话。
林保毅也用自己的行动在证明自己的清白。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结果,在将近一个月的空中转场中,所有的日本飞行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安全地飞到指定的地点——牡丹江航校的海浪机场上。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为搬迁献出了生命。大冢机组的4个人驾驶飞机飞向牡丹江时,中途撞山遇难就是突出的例子。
林保毅当时归降的这支日本航空队,共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通信、气象等其它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他们在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平激战时的航校迁移牡丹江行动(中国空军史话)


四平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为交通枢纽,成为国共两军攻防重镇。当时,国军向北推进,必克四平;共产党固守长春,必守四平。
毛泽东想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确保北部大城市,等待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可获得更多谈判筹码。不过,林彪对死守四平主张最初持不同看法,他不看重固守城市,而强调消灭敌人,实际上他深知对方火力强大,不愿硬拚;在激战中,因兵力悬殊而无法守住,黄克诚电报吁求放弃四平、长春,毛泽东都置之不理。毛泽东在战前指示,准备数万人伤亡。
双方军队在四平展开了第一次正面大战。毛泽东一厢情愿地要求“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此时已拥有30万军队的林彪,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了10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
此次大战,国民党空军轰炸发挥了巨大威力,重创了本溪林彪10万部队。国军参战的7个军,5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28万。
这次大战,从1946418日打到518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10万林彪守军开始大撤退。
国军又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10万林彪守军又撤退。国军于519日占领了四平。
  于此同时,国军对通化进行了狂轰滥炸,通化机场和老航校也成了轰炸目标。
迫于局势变化,老航校第四次搬家了:从通化迁移至牡丹江。
1945年中央组织部将保留在陕甘宁边区内曾学过航空事业的人员及其家属,全都召集到中央党校一部,明确指示要组织大家到东北建设空军。同时宣布了一支赴东北的小队,成员有魏坚、林征、王琏、张成中、沙莱、吴恺、李素芳、熊焰、陈然、顾光旭、欧阳翼、许景煌、谢挺扬、马杰三、龙定燎、麦林、张开轶、李成服、路夫等人。
这个小队附属在开赴东北的潘大队长、刘汉生大队政委的干部大队里。小队队长是魏坚,副队长是林征,直接领导分队的队长是古德保。这批人也是由延安支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
这支赴东北的航空队伍于194510月初从延安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抵达张家口。随队的张开轶在常乾坤、王弼带领下,辗转到达海龙,那是194622日,恰逢中国农历除夕。张开轶按照常乾坤的指示拨通了通化航空总队刘风的电话,没料到刘风告知:通化发生暴动。只到暴动平息后,于26日,这支队伍才到达通化。
暴动的痕迹,随处可见。张开轶看到暴动时暴乱分子使用的坦克还甩在街上,公安局的山墙被炮轰了一个大洞,专员公署的楼房进口和一层的墙壁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一直延续到二层楼的一半。不几天,暴动头子藤田被押着示街了。
张开轶一行刚到通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领导决定由他和几位同志一起去抚顺搜集汽油,飞机所用的汽油就快耗尽了。
张开轶一行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抚顺煤矿矿长唐南平的支持下,他们打开了仓库。当时没有油槽车,都是50加仑的大桶。足足装了20多个车皮,拉回到通化。这一列火车的油料,为后来的转场牡丹江和飞行训练提供了保障。
张开轶一行运油刚回到通化,又被子派到东丰机场去拆运那里的飞机。东丰机场是集中日本飞机比较多的地方,有近30架飞机,约占老航校飞机总量的三分之一,这里的“九九高练”也占了老航校同类机的二分之一。
由于拆卸飞机工具不够,这支队伍就分成了若干小组,包括拆卸、装车、拉动、卸车等。吴之一率领的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担任了主要的拆卸任务。欧阳翼、王琏等又从铁岭接收到一些仪表和附件,,也就给这些飞机补上了“五脏”,有的还更换了“心脏”。
为了运送这批物资,经过梅河口东北联军总部参谋长肖劲光和后勤部长叶季壮的批准,调节器来了一批民工、马车和车皮。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批飞机装上了火车,但不是运往通化,而去了牡丹江。老航校正在由通化向牡丹江迁移。
张开轶又接到了一个命令:赶快到长春搜集器材。因为当时四平正在打仗。
当张开轶一行经吉林到长春途中,遇到了也去长春的朱瑞,因为朱瑞曾经担任过航空总队队长,所以到了长春后就安排这些航空人员与他住在一起。
原先因为四平在打仗,所以去长春。但到了长春后,航校又下达了命令:火速到激战的四平前线去,四平机场有飞机和航材。
队伍到达四平后,找到了林彪的指挥所。但未能见到林彪,林彪已经传下话来:迅速离开四平!
其实,此时林彪的部队已经陆续撤出了承德、朝阳、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国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
张开轶一行只得赶快回公主岭,并迅速由车站跑到机场。
此时,看到了机场四周的土围机库里,有一批“九九高练”用的八-13发动机、螺旋桨和其它一些器材。
张开轶几个就在第二天找到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那里有10多台各种机床。几个人当即和工厂负责人尚信谈妥:机器让我们搬走,你也随机器到航天校去参军。
尚信高兴地答应了,他后来成为老航校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干部。他提供的这批机床和后来从哈尔滨搜集来的机床,成了组建了老航校机械厂。老航校机械厂不仅能做一般的机械零件,还能加工活塞销、活塞环、汽化器定油孔等。
这些航材设备对老航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却面临了一个困难,无法将它运到车站。
在公主岭的林彪刚从四平战役撤下来,也许是几昼夜未眠,两眼通红,正坐在一所中学走廊上的长板凳上听取有关公主岭搜集航材情况的汇报。当获知需要一批马车、民工和钱时,林彪马上叫来管后勤的同志,责成他完全按要求去解决。
就这样,在没有起重条件下,队员们将笨重的发动机弄上马车,又从马车上卸下搬上火车。由于火车是撤运部队的专列,航材运输也只能是算搭个便车,每次只能运载一部分航材,结果不知装了多少列火车,才将这些航材汇集到佳木斯。随着局势骤变,这批航材又转运到北大荒的密山去了。
航材运走后,张开轶等人已见不到火车了,显然国军已逼近公主岭了。一行人只得步行去刘房子火车站,才带到了范家屯。敌机一直在关注这个点,不断飞来扫射,打死了骑兵的几匹高头大马。
张开轶一行从范家屯撤退的火车,第二次来到长春。下车后,立即雇了一辆小马车到大房身机场。到了那里后,才发现老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也在那里工作。
大房身机场除有10多台破旧机床外,显得很空荡。
张开轶一行得知欧阳翼住在城里,就决定回城去找他,并向他说明前方的情况。欧阳翼同意了。
事也凑巧,那天半夜,突然接到部队紧急通知,要求立即离开长春。
可是,那些还在机场的日本技术人员怎么办?路远,又是半夜,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没办法通知他们了。
队伍完全转移后,大家一直为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的安危担心。
没料到,十几天后,这批日本人竟然步行千百里,回到了牡丹江。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一定要回到老航校的怀抱?经历过通化事件后的这些日本人说:是你们的公正待遇,是你们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感受召。我们不愿意做国民党的俘虏,愿意跟着共产党的信念不会变。

  

撤离通化战略大转移(中国空军史话)



1946年初,国民党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亲飞沈阳,制定了反共战略,企图吃掉我南满根据地,实现独占东北的美梦。
10月,敌集中10万兵力,分3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攻,步步紧逼,来势势汹汹。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按照中共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得失,要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上级决定有组织的主动暂时撤离通化。
当时,张从周任通化市县长,在通化市全体干部大会上张从周做了动员讲话,他谈到了当前东北以及南满地区的形势,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向广干部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等指示精神,号召共产党员带头走出城市,脱下皮鞋,穿上农民衣服,到农村打游击,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实行战略反攻,以至最后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张从周说:“我们到农村打游击时间不会太长,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就会打回来的。”根据通化解放不久,基层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还都比较薄弱的现实,市委市政府决定:除不适应战争和家庭离不开的干部外,其余官兵和干部全部随军转移,并且要求走的要真心实意,要有吃苦的准备,不许开小差。留下的人,国民党来了不要暴露身份,决不允许出卖组织和叛变革命,要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做些隐藏工作。搜集情报,传递消息,保持革命气节,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经过动员,统一了同志们的思想,增强了我党必胜的信心。
当时通化市政府共有6个科,分别是秘书科、司法科、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和建设科。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为数不多,分别在各部门做骨干,大部分是留用人员。
会后,按照市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单位要摸清底数,确定转移和留下来的人员名单,党员干部没有问题,都是坚决服从安排,对下一步的艰苦斗争做了充分的准备。而留下人员中,却是良莠不齐,一方面,有人拖家带口,怕离开城市,怕过艰苦的游击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通化解放时间不长,又是敌人大兵压境,有些人对党的政权能否坚持,民主联军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军队缺乏信心。
因此,有部分人不愿意离开通化,提出留下来。对于这种情形,党组织是有准备的,根据实际,确定的方针是尽量动员转移,确实不愿意走的,留下来可以,但不能通敌叛变。
时任民政科长兼司法科长宋纯光,按分工,转移后留下人员的谈话确定由他负责。
一时间,宋纯光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应接不睱。宋纯光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深夜,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吃饭也只能是边谈边吃。当时6个科长有两人是留用人员,一个是教育科长张桂,一个是建设科长姓杨,他们在留用人员中资格老,有一定影响力。所以作他们的工作就成了动员的关键,张桂有一定文化水平,亲眼见过日本人和土匪的反动和残暴,追求进步,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很快他就决心和政府一起到农村去打游击,并且动员全家一起转移,而建设科的杨科长,虽经反复的工作也未能决心参加转移,不过他答应了,决不作对不起的党的事情,并且还帮办公室作了别人的工作。最终,大部分符合转移条件的工作人员都选择了和政府一起转移。
194610月底,中共通化市县委,政府及保安大队,公安队,分东西两路撤离通化。西路由市县长张从周、市县大队长张福寿、宣传部长赵超同志率领,主要是东西部边缘地带,发动群众,清剿还乡团,开展敌后游击战。东路由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公安局长张矗、组织部长率市委机关活动于浑江以东一带,主要是组织粮秣物资的筹送。
宋纯光的任务是和快大茂区长李春亭带领武装排,将重要文件、各类物资和必须转移的老弱病残护送到辑安榆树林方向。
从通化到辑安榆树林,途中必须经过著名的大山老岭,这里的山岭特别险要,时令正是11月,天气奇冷达到零下30多度,山上的积雪最深可达齐腰。武装排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而运输工具只有几辆大板车、手推车和几头毛驴,且队伍里多数是老弱病残,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当时,那里人烟稀少,十几里没有一个屯子,爬山出了汗,冷风一吹,湿透的衣服成了冰壳,带的干粮冻的梆硬,根本咬不动,真可谓是饥寒交迫。更严重的还是遇到土匪,由于护卫力量小,发现土匪来只能回撤,一座山几上几下,还经常迂回行军。
武装排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才终于到达了鸭绿江边,每个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大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把党和政府的财产安全护送出来了。
后来由于敌情日趋严重,奉上级命令,宋纯光率全部人员将物资送到鸭绿江对面的朝鲜楚山郡。
宋纯光到达楚山后,形势依然复杂,主要是这里既有苏联红军,又有朝鲜军队和居民,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难以沟通。
当时,苏联红军和朝鲜军队的军纪不是很好,他们看到这么多的物资,经常前来索要,甚至有人悄悄的企图盗劫。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为了保住党的物资,党支部几次开会研究对策,加强党的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发动群众,制定制度,加强管理,同时,协调党派驻在楚山的领导机关,出面协调。这样直到回国,没丢一件物资,也没有一人违纪,党支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辽东分局楚山党委的通令表扬,宋纯光本人也受到了一次嘉奖。
19474月,我军“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南满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地空前扩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更加信赖和拥护。
1947522,我军收复通化。宋纯光又带领当年撤出的干部和群众回到了阔别半年多的通化。24日,通化市政府召开各界2000余人的大会,庆祝通化解放,慰问在国民党占领期间饱受欺压的群众,勒令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偿还土地和物资,会议还强调要继续贯彻土改政策,号召人民群众为恢复通化经济作贡献。
从此,通化地区开始了新的一轮土地改革运动,进入了全面恢复经济,大力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航校第四次搬家:从通化到牡丹江(中国空军史话)



东北老航校于194631日正式成立了,也宣布了老航校领导班子名单。
军政委员会是航校集体领导的核心。校长常乾坤和副校长白起,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初的会议,主要是继续按照总部早已明确指示的工作方针和训练方针,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定:
一是继续大力搜集航材、航天油;
二是积极进行飞行训练准备,首先让过去飞过的同志,恢复飞行,使尚未飞出来的同志,尽快学会飞行。让这些同志飞出来需要的时间短,来得快,经便一旦日本人回国,我们自己也有带飞的人,能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同时决定让日本飞行员先带飞原来飞行技术基础较好的同志,如刘风、魏坚、吴恺、张华、于飞、顾青等,争取尽快恢复飞行,熟练掌握飞行技术,早日成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批飞行教员和飞行领导干部。
三是加强机务训练教学,争取早日掌握修理飞机技术,也是为了在日本机务维修人员一旦回国时,我们自己有人能继续维修好飞机,使飞行训练不致中断。要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包括机务学员,继续四处搜集航材、航油,并抓紧修理飞机,修复一架就试飞一架。
33国民党几架“B25飞机轰炸了通化飞机场。妄图炸毁我飞机,破坏我机场。
当时生活非常艰难,来不及修建校舍,不少人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些是住在日本人家里。后经过努力,才借到一些空房当集体食堂,但里外通风,不等吃饭,菜都有冻得冰凉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及敌机的轰炸,在沈阳临时吸收的两个充当临时翻译的伪满国高学生,相继脱离部队逃回了沈阳。
3月中旬,黄乃一接到总部通知,与通化地区的四所军事学校的领导一同去汇报工作。
航校三委书记黄乃一和军大校长何长工、炮校校长朱瑞、炮校政委邱创成一起到了抚顺,当时工兵学校因故未到。
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形势日益吃紧,总部领导只简单地问了几个学校的情况,还没等大家详细汇报,就明确告知:总部决定4所军校,立即到南满选址,准备转移。
黄乃一在总部专门去找了伍修权,提出自己年轻,缺乏领导经验,不懂航空技术等,希望能委派王弼同志任政委。
伍修权告知:王弼已经带着十几个人去了北满,准备办航空机械学校。黄乃一就建议,应该先集中人力、物力,空、地勤在一起,先办好一所航校,以后条件具备了,再分开办。
伍修权答复:待航校转到北满后再说吧。
黄乃一回到通化后,向航校领导班子传达了总部有关要求航校迁移的情况。按照总部指示,航校立即派人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各地党委对航校都有表示欢迎并愿意予以协助,最后经总部批准,航天校选取址牡丹江。
牡丹江机场的房屋虽然全被炸毁了,但跑道完好。
牡丹江省省委大力支持,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办公大楼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为航校做校部。
这些房屋都有遭到了严重破坏,木制门窗、甚至有些木制隔墙和地板都被拆走了,需经修理才可以居住。不远处的一栋较好的楼房划给了学生队。
当时,通化至牡丹江沿途火车站尚未正常运行,车站、机车,全由苏军控制,车站工作人员和司机,不少是朝鲜族人。迁移中困难不少。
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暂不能修复的飞机,大部分航材、航油等,先装一列车运走,到牡丹江后,迅速准备机场和房屋,为飞机转场和训练做好准备。留在通化的同志继续组织飞行训练,然后把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至牡丹江,剩下的人员和物资,随后撤离通化。

老航校第四次搬家了:从通化迁移至牡丹江。

何长工出席东北老航校开学典礼(中国空军史话)


19463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被后人称为“老航校”。
老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几乎在所有有关中国空军成长的史料中,人们都一致将老航校视作中国空军的摇篮。
自从194611日,沈阳航空总队成立后,又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后又改编为航空总队。当时,校政治部又成立了日本人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科长为从延安调来的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内部又定了几名干事。1月初,又从通化炮校选送了刘耀西、相玉刚、白云、李永宽、林军等5名骨干。
22,发生了通化暴动。经历了这交事件后,队伍相对纯洁了。
21112日,常乾坤带领魏坚、吴凯、张开帙、许景煌等10余人,到达了通化。
东北老航校从筹建时,到迁移通化,已经创下了三次大“搬家”的奇迹。
创办东北航校时,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
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共产党有航空学校存在。
因国民党进攻沈阳,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刚刚成立的“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于194511月下旬,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宫原,最后又迁到通化。
这三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航空人员又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一些筹建航校的必备器材也有了。
经过这三次大“搬家”。如今所有航空人员和器材、飞机全都汇聚通化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31日,何长工受东北局和东总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何长工当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又兼通化军区司令员。
何长工在老航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成立航空学校、工兵学校是当务之急。日寇投降以后,我们手里接收了一些装备,还接收了40多架飞机,不建立航空学校是不行的。蒋介石的飞机欺侮我们哪!我们要建立这些学校、要巩固这些学校。”
何长工在开学典礼上讲了三点要求:
1,成立航空学校的重要性。就是说,急需建立航空学校,急需建立航空兵这个兵种。抗战胜利了,我们初步具备了建立航校和航空兵的条件,不建立航校,还等何时?
2,要动员起来,把航校建设好。航校的装备是个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大的
困难,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有句话,就是向苏联开门,这也是办法之一吧。
3,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要搞好各种训练。我们要有几十架飞机,还可以从其他途径搞到一些飞机。我们留下了一些日本航空人员。这都有是我们搞好训练的有利条件。
何长工又说道:“中央给我的任务,就是建立各兵种学校。要成立航空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还要成立4个军军大分校、3所医院。”
当时,苏联来了个嘎马罗夫,他不愿意把东北解放后解除的关东军武装给共产党,而是要将这些武器和器材拉到乌拉尔炼钢炼铁。
李富春跟这个嘎马罗夫谈了以后,没有谈成功。后来就由何长工与他周旋。他仍不答应将这些装备给共产党。
何长工就一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告这个嘎马罗夫;另一方面仍与嘎马罗夫谈判。
何长工对斯大林说:“好不容易打通国际关系,还不援助我们,要等何时?要把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这些东西毁掉后,再造枪送给我们吗?”何长工与斯大林争论了很久。
何长工又对嘎马罗夫说:“你再不把这些武装交给我们,明天我就带领列车拿枪去抢。我在前头走,你在后头走,红军开枪首先打死我们俩人时,看你怎么交待?”
之后,谈判成功了,这批武器就交给了共产党,当时何长工的助手就是肖劲光。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 由于成立的日期是31日,所以又称“三一部队。”
何长工在大会上宣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
政委:吴溉之(兼任)
副政委:黄乃一、顾磊
校长:常乾坤
副校长:白起
政治部主任:白平
教育长:蔡云翔
副教育长:蒋天然
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训练处处长:何健生
校务处处长:李连富
组织科科长:刘西科
宣传科科长:张培根
保卫科科长:张青贵
日工科科长:杉本
翻译科科长:张华
飞行科科长:吉翔
飞行科副科长:吴恺
机械科科长:张开轶
理论科科长:于飞
供给科科长:张保中
管理科科长:蒋金庭
飞行大队大队长:刘风
飞行大队政委:陈乃康
学生队队长:李熙川
学生队指导员:姚峻
机务队队长:田杰
机务队副队长:陈明秋
修理厂厂长:陈静山
当时,全军党委制尚未恢复,总部指示,由于朱瑞、吴溉之没有精力承担航校的领导工作,决定由航校的领导干部组成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和锄奸委员会,实施具体领导。

军政委员会由校长校长常乾坤、副校长白起、副政委黄乃一和顾磊,及政治部主任白平组成;党务委员会由常乾坤、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组成;锄奸委员会由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保卫科长组成。同时指定三个委员会由黄乃一兼任书记。

2016年7月30日星期六

通化暴动平息后的反思(中国空军史话)



总结这段历史,可以说平定通化暴乱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场战斗的胜利,为党中央在通化建立第一个军事大后方扫清了障碍,为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和扭转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因而加快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进程。所以,平定通化“二·三”暴乱是中共党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今天,我们来回忆这段历史,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许多日本人对平定通化“二·三”暴乱还耿耿于怀。尽管事件过去60年了,可是他们没有以史为鉴反省过去,思考他们的前辈在侵华战争结束后仍然死在中国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极右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反共,为其军国主义复活制造借口,近两年来愈演愈烈。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手段,污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歪曲说:日本士兵“被一批批的押上通化城头,跪下后被用刺刀刺死,尸体踹下城头,下面老百姓用爬犁运到浑江边,从冰窟窿塞下去……第二年,浑江鱼肥。”
几十年前的事,今天的中日两国的许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
 “八·一五”光复后,我民主政府为了安排在通化的日本侨民的生活,做了很大努力,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通化市政府还在发布的文告中明确指出:“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立新东北”。“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
在战后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仅仅3个月,对贫困的日本居民给予了大量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救济高粱米8000余斤,玉米面34400余斤,棉被66套,发放救济金19万元,受救济人员达到1720人。此外,还尽力为日本贫民介绍工作。对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以德报怨,肆意挑起战争。
事实是,我党和人民政府模范地执行了国际法公约。
平息暴乱后,我民主政府在弄清是非的前提下将受骗以及被胁迫参加暴乱的893名日本人释放。他们中许多人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并向我民主政府递交了“决心书”、“悔过书”、“保证书”。
寺田耕三咬破手指写下了“血誓书”,他写到:“我的罪恶本应受到处决,但得知释放无上光荣,我的感激话,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再次得到新生生命,是由于共产党的人道,我决心今后挺身努力工作,对共产党绝对的忠诚,以血书为誓言。”
小野善选、田中清助、森木近、伊藤疆、小野寺英、狭间行、三甫义实、松尾正一等,联名写出保证书,他们在保证书中写到:“今得民主政府宽大政策释放,感铭至极,决心遵奉民主政府政策,挺身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尽责,望今后善于监。”
原通化二道江电厂留用人员千原历次在被释放大会上发言说:“我真想不到中国政府还能放了我们,而且还把我们每人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点还给我们”。
事实胜于雄辩。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黑的也不能说成白的。但警钟还需长鸣。因为日本政界首脑还在频繁的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自卫队还要改成自卫军,日美还在搞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现在看,警钟不仅要鸣响60年,可能要鸣响100年,甚至更远。
暴乱平息后,八路军宣布全城实行戒严,打扫战场,集中战俘。同时,抽调精干部队,在全城进行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清剿溃散在逃的暴乱分子。
八路军对逮住的人就得审问,审问就是了解那些日本人在暴动中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如果是被迫的那就放了。当时被释放的日本人,大概就有800多名。
整个镇暴过程其实很短,只有两个半小时。从凌晨4点钟暴动,至6点半就基本平定了。
几十年来,中日两国的许多人还念念不忘这段历史,双方的一些亲历者、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仅日本人出版的专著,我们知道的就有五、六十本之多。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但是也有少数人,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他们篡改历史,掩盖真相,诬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
中央曾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调研”。因为通化“二·三”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关东军已覆灭近半年后的19462月,且事件的性质是:国民党为同我争夺通化这一战略要地,在其正规军还没有到达东北的情况下,为破坏我党我军的接收和根据地建设,而煽动利用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共同搞的一次暴乱,所以,此事件未被列入调查范围。


暴动平息后林保毅大难不死(中国空军史话)



194623,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了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了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
战地漏网人员中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1800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3000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
策划首领孙耕尧在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即被判死刑,由中共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令立即执行。
另一策划首领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的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还有30多名日本人被捕。
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
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下,公开展览。藤田实彦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自己的罪行。
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
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于1946314日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这天恰巧是他的生日。
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使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
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当时被关押在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的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
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将蹉峨浩成功解救了出来。
然而在全局中,日本人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
八路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然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胜利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
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
暴动后经调查,林保毅的航空队里有两名军官参与了暴动计划的制定,这两名军官被逮捕审问,航空队的其他人员包括林保毅在内,也遭到了严厉的审查。
“这次暴动事前你知道吗?你参与制定计划了吗?”审问是严厉的。
林保毅显得很镇静。他答道:“暴动的时间我不知道,但事前我听说过,可我并不相信;但我也向总队领导汇报过这件事。”
“你的部下有没有人参加?”
“这个,我不知道。”林保毅摇了摇头,又说:“他们中间有人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任何人不得卷进事件中去,要采取相应措施……”
“有人参与了这件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林保毅很干脆地回答,“谁要参加了,是他个人的事,应当受到军法的制裁。我希望你们仔细地调查……”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保卫人员的口气很严厉,“你是带了手枪的,对不起,请你把手枪交出来!”
林保毅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比上次作为战败者交枪更叫他难受,他连忙说明道:“我这支手枪,是民主联军首长伍修权同志送给我的。”
“我们不管是谁送你的,你现在必须交出来。”保卫人员的口气仍然是严厉的。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理所当然地要将其隔离,同时要求其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这对林保毅来说,比当时缴械还要艰难,这是他的荣耀。
那是林保毅第一次到沈阳“东总”时伍修权赠送的纪念品。
后来伍修权在回忆赠枪这段往事时说:“在请林弥一郎他们帮助我们建立航校的过程中,林弥一郎不时地盯着我腰间佩带的一支精制的小手枪。谈话行将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您是否能把您带的这支手枪送我作个纪念!这支勃朗宁手枪多年来一直带在我身上,是它伴随我走过了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是我的心爱之物,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品。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不久的敌人,似乎不太可能。当时,我考虑到,林弥一郎之所以在这时提出索要这支手枪,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要求,其意在于试探我们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和诚意如何,如果我马上加以拒绝,势必引起对方的顾虑和误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我们要利用他们办航校,就要充分信任他们,把手枪送给他们,既可以体现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又可以使他们感到是对他们的信任。因为当时手枪里装有六七发子弹,我也曾考虑过他会不会用来捣乱,但又一想,作为败军之将和一个有头脑的军事指挥官,他是不会作出如此荒唐的事来的。我毅然从腰间拔出手枪,递到了林弥一郎的手中。我的这一举动很出乎林弥一郎和其他日军军官的预料,他们又惊又喜,十分感动。”
眼下没有办法了,林保毅不无痛惜地从腰间抽出了这支他珍爱的手枪,递给了对方。
林保毅被隔离审查了。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航空队里的两个军官参与了这次暴动计划的制定,并且决定带两个排去协助暴动,只是由于士兵们不愿盲从,才未能得逞。
软禁中的林保毅,心静是平静的。他没有参与暴动的一切活动,他相信经过审查是会水落石出的,借这隔离的机会,倒可以集中精力来拟定教学指导要领。林保毅是个有丰富经验的飞行教员,他认为一个航校在教学上头等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统一。
当林保毅默默地完成了教学指导要领的时候,上级也解除了对他的隔离。
林保毅又立即忙于航校的紧急搬家。
然而他却不会想到,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生命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判决”。
事也凑巧,他领导下的那两个军官因参与暴动而被捕,审问时他俩拒不开口。后来审讯人员变换了方法,问他们:“你们的负责人是谁?”他俩误以为是问航空队的负责人,便随口答道:“是林弥一郎!”于是审讯人员向上级报告时,便变成了“暴动负责人是林保毅”。
根据两个日本军官的“口供”,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当时情况复杂而混乱,有关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钻进军队内部的敌人,为了镇压暴动,下令尽快把他处决。
然而,航空总队的领导在是否执行“处决” 林保毅的命令时,产生了分歧。有的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的阴谋分子,应该立即处决。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保毅。
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前田光繁就是杉本一夫。
杉本一夫曾在1938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八路军的第一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后来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负责人。
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等领导,也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
面对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航空总队的领导拒绝了。于是在政委黄乃一出面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但是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杉本一夫的手中。
有关此事,林弥一郎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35年后的19818月,林弥一郎访问中国时,才从黄乃一的口中听到的事情的真相。两年后的19385 月,林弥一郎将因处理中国民航局业务工作到日本去的中国民航局的政委黄乃一,请到大阪藤井寺市的家中,阖家向黄乃一致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194631,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他为创建中国空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